端回我們的牛奶,牽回我們的奶牛(轉載)
導讀:
一、 強盜盜奶牛與國營企業改革改制
二、 強盜盜奶牛環境下存在的怪異經濟現象
三、 毛 時代給我們留下的牛奶和奶牛
四、 今日的牛奶和奶牛何在？
五、 主導我國公有制經濟改革改制的邪教經濟理論
六、 資本主義經濟學家必將被社會主義經濟學家掃進歷史的垃圾堆
七、 公有制與“匪”、“商霸”的區別
八、 建設社會主義最缺的是主人
九、 端回我們的牛奶,牽回我們的奶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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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群奶農,本來好好地喝著自己的牛奶，養著自己的奶牛，可漸漸地他們的牛奶被一些人端走了，奶牛也被一些人牽走了，其中的原委看我來給大家分析一下。
一、 強盜盜奶牛與國營企業改革改制
強盜想霸占奶農的奶牛和牛奶，第一步是去找奶農承包他們的奶牛，說他們采用西方企業制度、廠長經理負責制來管理奶牛，這樣奶牛會產更多的奶，騙取了奶農的信任，奪取了奶牛的經營管理權；第二步是打著“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旗號，把牛奶端走了，把奶牛場產的牛奶的絕大部分牛奶據為己有的同時留下一點點牛奶給奶農維持生計，也就是奶牛生病需要治療和需要割草放牧擠奶時，把奶農找來了，而到了分奶時就把奶農踢走了。這一步打擊了奶農的勞動積極性并割斷了奶農與奶牛的感情。第三步就是把奶牛場搞垮，然后宣稱奶農們的奶牛是病牛和不產奶的牛,需要好等奶牛先賣掉差等奶牛直接送給他們，甚至他們壓根就不知情一下奶農們,直接把奶農們的奶牛或宰或賣或直接牽回到他們的私人牛圈了。這是多么不公不義、違法背理、喪盡天良的勾當，但就是這不公不義、違法背理、喪盡天良的勾當,在一個有著五千年悠久歷史的文明禮儀之邦的國營企業的改革改制中反復重演了成千上萬次，直演到勞動人民的福利被剝奪干凈，直演到幾千萬工人被趕出了自己的工廠而失去工作，直演到國有企業被官僚資本和買辦資本硝蝕干凈…, 馬克思揭露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罪惡時說"每個毛孔都流著血"，那是不平等契約的結果，而今日官僚買辦資本對國營企業的搶劫與殺擄,同樣是缺乏任何協商、平等與討價，是赤裸裸的。兩相比較，罪惡一樣深重！
二、 強盜盜奶牛環境下存在的怪異經濟現象
今年回了一次山區老家,發現村四周毛 時代栽的那滿山遍野郁郁蔥蔥的杉樹林被燒了個精光，心痛之余去問了一下父老鄉親為什么不打火啊,上了年紀的大伯更是悲傷地告訴我,這杉樹林是自己和村民們當年在毛 時代一起栽的,自己可有感情啊,這火本來也好滅,春節時期年輕人都在家,大家一起搶在山火的前面砍出一條隔離帶就可阻止火勢蔓延了,但大家都寧可在家搓麻將也不愿意去打火,有的還幸災樂禍呢！因為這杉樹林表面上是說是集體的,實際上這些年來一直被當官的和做老板的承包著，年年都運出許多木材，他們賺大錢，無本萬利，而當年的植樹人和村民沒有一點收益。
元宵佳節中央電視臺的“火燒陽具樓”引起了全國網民的一片叫好聲，這場破壞力極大的大火燒掉了四十多億納稅人的血汗錢，人民為什么不心痛呢？人民為什么不心痛自己的電視臺呢？究其原因應該是其作為人民的喉舌卻不為人民說話，為了賺大錢不惜播出了含三聚氰胺的牛奶廣告；不為人民爭取福利卻圍攻和質疑神木縣進步的免費醫療改革；不體察廣大勞動人民看不起病,買不起房,讀不起書,養不起老,生不起死不起的疾苦卻天天宣揚那小數人的盛世；對待廣大勞動人民的抵抗強拆、反貪污、反官商勾結而引起的群體事件或罷工工潮(如依棉工潮,通鋼工潮，林鋼工潮,湘煤工潮)充耳不聞或誣為“不明真象的群眾”。
9月26日《廣州日報》財經版頭版透露，中石油在美國上市融資僅29億美元，分紅累計卻高達119億美元。其中，僅2005年，中石油就向紐約等股市散掉600多億元人幣的真金白銀。而中石油、中石化、中國移動、中國聯通四家公司，最近四年來向向海外投資者分紅高達1100億美元。該篇報道同時指出這些國企在A股市場上極為吝嗇，給本國股民的分紅趕不上銀行利息。就以中石油這個 “亞洲最賺錢公司”來說，在最近的國內公告里，聲稱“公司將實施2008年度末期A股分紅派息方案，即以2008年12月31日總股本18302097.78萬股為基數，向全體股東按每股人民幣0.14953元(含稅)派發2008年度之末期股息，總共分紅273.67億元。有媒體測算，若按照10元左右的股價計算，投資者拿到每股0.15元分紅的回報率約為1%，連銀行利息都不如。那為什么人民的企業不給他的所有者全體國民分紅，甚至也不給本國股民分紅而專給海外股民大筆分紅,其中下得是什么“很大、很大、很大的棋”呢？關鍵在于人民的企業不在人民的掌控之間。那為什么作出了最有利于官僚買辦資本的決策了呢？那是因為官僚買辦資本以及他們的代理人掌控了企業。
中國平安這家1988年成立的國有股份公司在短短的兩年時間就已經向國人蹄了三蹄, 其一為2007年以折合238億人民幣的資金，購買了不到5%的歐洲富通集團股票，一年后虧損228億。其二為欲強行通過1600億天量融資，欲繼續它向西方的輸財計劃，雖然覺悟了的中國人民強烈地用腳投票使它的罪惡陰謀破產，但是卻使中國人民損失了十多萬億的股票市值。其三為替美國新橋兌現暴利100億人民幣(4年前美國新橋從美國帶不到13億人民幣到中國來，4年后就將從中國帶115億人民幣到美國去)。究其原因在于當年的國有股份公司已經屬于外國人了，非我族內，其心必異！事實上，中國平安2007年度報告披露：中國平安的第一大股東是英國匯豐控股。匯豐控股通過旗下兩家全資附屬子公司——匯豐保險與匯豐銀行合計持有中國平安12.33億股H股，占中國平安現有總股本的16.78%，這一持股比例遠高于第二大股東，中國平安已經徹底成了“英國平安”。
同理，我們的國有企業私有化上市時為什么會出現同一張股票具有不同的價格，國家一個價格，企業一個價格，外國人一個價格，中國老百姓一個價格，期間相差十幾倍，比如中國石油，外資購買價格是1塊多人民幣，中國百分之一運氣好的人“抽簽”價格是16.7元人民幣，百分之九十九的老百姓平均購買價格是三、四十元，至于那些通過國企私有化改革到手的法人股（大小非），干脆就沒花錢。銀行類也是這樣，興業銀行股票的外資購買價格是2元多人民幣，國內百分之一老百姓“抽簽”價格是16元，百分之九十九中國老百姓的購買價格是四、五十元。本國老百姓購買本國股票的價格是外資購買價格的十幾倍幾十倍，這是包括非洲在內的任何國家都沒有過的現象，也是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現象。中國老百姓購買價格高于外資十幾倍幾十倍的強制規定，決定了無論股市怎么跌富人和外資都賺錢、只有老百姓賠錢的獨特市場現象。這就是為什么所有外資在中國市場上都能成百上千億地賺錢，唯獨中國老百姓賠錢的根本原因，這也是為什么美國金融機構在中國市場上賺錢而在美國市場上賠錢的根本原因。為什么國有企業又出現這種養肥官僚資本和買辦資本并掠奪本國國民的決策呢，關鍵還是在于人民對人民的企業沒有經營管理權。
同理為什么人民的企業中石化提供的汽油價格和中國移動提供手機話費收費竟比發達國家美國還高呢，人民的企業應該為人民提供優異的產品和服務，為人民賺取利潤用于維持人民的醫療教育住房等福利，但為什么中石化，中移動這些世界500強企業之一的公有制經濟大佬在沒有為國民貢獻出利潤的情況下，收費比資本主義私人企業還要高呢。關鍵原因在于官僚買辦資本控制了經營管理權，他們為了維持他們紙醉金迷的生活，為自己開出了天價高薪，還通過其它渠道消耗掉企業的利潤,抬高企業的運營成本。使得人民的企業既不能為人民提供質優價廉的產品和服務,也不能為人民賺取利潤。當然在里面工作的職工也就沒有改革前那種為人民為國家的勞動積極性了。
當強盜控制的奶牛場運營不下去時我們可以找到三個原因：
即1：奶農們不能對奶牛行使管理權；2：奶農們不能端回牛奶了；3：奶牛已經被強盜或賣或宰或牽回了他們私人的牛圈了。同理今天我國公有制經濟存在的這種怪異經濟現象并由強大走向衰弱并走向硝蝕的事實告訴我們里面也存在三大根本原因：
1：人民的企業人民不能行使經營管理權了；
2：人民的企業不能為人民謀取福利了；
3：人民的企業或賣或被私有化已經不屬于人民了。
三、 毛 時代給我們留下的牛奶和奶牛
首先，人民是企業的主人, 1978 年全國人大代表來自一線工、農代表占代表總數47%,人民直接行使著國家的最高權力。普通勞動者享有實行“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四大自由，把原來只由少數精英享有的自由權利擴大到全體人民。打破了以往那種通過壟斷傳統媒體而把人民大眾排除在自由民主之外的格局，徹底拆除把普通民眾排除在民主之外的所有門檻，讓全體社會成員都能夠選擇適合自己的民主表達方式；企業管理上面實行“鞍鋼憲法”和“大慶經驗”。 “鞍鋼憲法”一方面強調干部參加勞動，有利于廠長經理體會工人的處境，限制廠長經理享有的特權，保證國營企業的社會主義性質，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另一方面強調工人參加管理，讓工人為了自己的利益在企業有說話權和管理權，從制度上保護了工人的權益，進一步確立了工人階級在企業中的領導權。“大慶經驗”基本內容除了“兩參一改三結合”的“鞍鋼憲法”外，還包括“建立以崗位責任制為中心的各項管理制度”、“三條要求，五個原則”（要求項項工程質量全優，事事做到規格化，人人做到事情過得硬，有利于質量全優，有利于提高效率，有利于安全生產，有利于增產節約，有利于文明生產和施工）、“三老四嚴”(當老實人、說老實話、做老實事；嚴格的要求、嚴密的組織、嚴肅的態度、嚴明的紀律)、“四個一樣”(黑夜和白天一個樣，壞天氣和好天氣一個樣，領導不在場和領導在場一個樣，沒有人檢查和有人檢查一個樣)等內容。人民能享受公有制企業的利潤，人民能享受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成果，這其實也是當年老一輩工人階級艱苦奮斗，干勁沖天的動力所在。在整體上數據顯示，在1978年，我國行政管理費用占財政收入的比重僅為4.71%(當時世界學習的模范)，可見我國把財政收入的絕大多數用于了人民的醫療，教育，國防，科研等事業。毛 周總理和普通勞動者一樣勤勞節儉。干群關系融洽，沒有出現貧富分化，數據顯示1978年我國基尼系數為0.317，而在個體方面來說，工人享受公費醫療、義務教育和福利住房，那么，這些無形的福利相當于今天的多少錢呢？我大概算了一下這三項福利對于今天的每個家庭來說都值91萬元！同樣工人還享有帶薪休假，公費養老等福利，這其實就是卸掉了工人們的包袱，最大限度地調動了工人們的積極性。
我們有著一套獨立的、比較完整的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改革前，公有制經濟占我國國民經濟的絕大多數，1981年,全民所有制工業產值占全國工業總產值的比重為78%,集體所有制工業產值占全國工業總產值的比重為21.9%。源自: 目標、國情、道路的統一——學習《鄧小平文選》體會 《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83年06期。
公有制經濟并非是不產奶的牛,相反公有制經濟有著比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私有制企業更高的運營效率和發展速度。以蘇聯為例，國營企業時代蘇聯經濟迅速發展。1940年蘇聯的工業生產總值較1913年增長了837%，農業機械化基本實現。而1940年美國的工業生產總值較1913年只增長了67%，不要忘了，這一時期美國在一戰中大發橫財，而蘇聯是這一時期戰爭損失最慘重的國家。1913年蘇聯工業產值僅為美國的7%，1980年蘇聯工業產值上升到美國的80%。實行私有化后，蘇聯（俄羅斯）經濟大滑坡，1998年俄羅斯工業產值比1989年下降了70%，私有化直接經濟損失是二戰的三倍以上。同理我們比較一下改革前我國的國有企業與全世界500強企業的贏利能力也能得出相當的結果，根據美國《財富》雜志每年公布"世界500強企業"的經濟數據。1997年，"世界500強"的總利潤是總營業額的3.9％，是總資產的1.32％。1998年，"世界500強"的總利潤，是總營業額的3.84％，是總資產的1.129％，比當年我國銀行的儲蓄存款利率低得多！我國國有工業的總利潤占總資產的比例，1952年是14.5％，1957年是18.5％，1966年是19.2％，1970年是15.8％，1975年是11.1％，1978年是12％，1980年是10.8％。在那二十八年間，我國國有工業的利潤率一直是兩位數，比"世界500強"高好幾倍。
綜上,改革前我國的公有制經濟是一個運營良好，健康發展的體系，而在這基礎之上，我們挫敗了美國兩次在朝鮮和越南與中國叫板，這是美國歷史上從沒有過的，當時的美國成了人人喊打的落水狗，美國經濟瀕臨崩潰，美元也不再受信任，美國為了防止破產而不得不于1971年宣布美元與黃金脫鉤，尼克松不得不主動訪華向中國求和。在這個基礎上, 我國經濟得到了健康的發展，從1949年到1976年，糧食的人均占有量從418斤增加到615斤。在全國人民節衣縮食支持國家工業化基礎建設的情況下，盡管人民群眾生活逐年改善的增幅不大，但初步滿足了占世界1／4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這在當時是世界公認的奇跡。從1952年到1978年，工農業總產值平均年增長率為8.2%，其中工業總產值平均年增長率為11.2%。這個發展速度，在世界上居于前列。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取得了兩彈一星等國防和科研成就。
四、 今日的牛奶和奶牛何在？
成千上萬的公有制企業已經被官僚買辦資本或賣或私有化到他們腰包了，私有經濟已經占我國國民經濟的絕對主體了。根據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２００６年》第５０５頁“全部工業企業主要經濟指標(２００４年) ”,計算出國有工業在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為１５.３%.時間又過去三年了,目前國有工業的比重可能還要少于此數。這是一個值得嚴重關注的問題。據對2004年底經濟普查,在325萬個企業法人單位中，公有制企業只占19.9%，而非公有制企業卻占80.1%，國資委消息，到2003年已有90%的國有小企業和70%的中型企業已改制成私營經濟。全國絕大多數的市縣一級已沒有國有企業了。從就業結構來看： 公有經濟單位就業人數占全社會總就業人數的比重由1978年99.86%下降到2005年16.2%，下降83.6個百分點，平均每年下降3.0個百分點；非公有經濟就業人數所占比重由1978年僅占0.04%猛升到2005年83.8%，總人數高達63553萬人，上升83.8個百分點。 從工業總產值來看： 2004年，公有制工業占全國工業總產值的比重下降到36.2%，不含國有控股部分，只占19.9%。而非公有制工業從不占比重到2004年占63.8%或80.1%（含國有控股部分），其中： 個體工業的工業總產值從1980年0.8億元猛增到1999年22928億元和2004年經濟普查統計在私營經濟中（個體經濟改為私營企業）占全國工業總產值的比重從0.04%上升到12.1%。 私營工業所創產值由1989年97.4億元增到1999年7688億元和2004年49705.2億元，及2005年47778.2億元（為規模以上私營工業）占比重由0.5%上升到1999年占6.1%和2004年22.4%及2005年17.8%（規模以上數）。 已由私人操縱的股份制企業的工業總產值從1999年13746.0億元增到2004年57744.4億元，占比重由10.9%上升到26%；外企工業由1980年創產值0.3億元，增到1990年526億元，1999年18954.2億元和2004年67137.8億元，及2005年79860.2億元，占全國工業總產值比重由1990年2.2%上升到1999年15%和2004年30.2%。 此外，2004年還有私人控股占62.1%的股合制和私人占股48.4%的聯營企業，創產值3563億元，占全國工業總產值1.6%。
廣大工農階層失去了自己的企業成為一無所有的雇傭勞動者，這主要體現在以后幾個方面。
其一是失去直接管理國家的權力, 中國政情研究專家、中央黨校教授王貴秀曾經針對各級人大代表中官員占70%的構成現狀大聲疾呼，“代表中的官員之多是世界罕見的，人民代表大會不應該是官員代表大會！”問題是另外不是官的30%是誰選出來的,還不是內定的。工人、農民在人大代表中由建國頭三十年中的約占三分之一，降至在十屆人大2900多名代表中，只有34名。更不用說成千萬的人淪為娼妓，童工“如白菜一般在東莞買賣”，在山西等地成為窯奴等等的底層人民。如此的人民代表大會,能代表人民嗎? 2001年，資本家中共產黨員的比例為29.9%，而民主黨派成員的比例只有5.4%，前者比后者高出5倍多，即使不算由公有制改為私有制而來的中共黨員，單只本人開辦企業后加入中共的也占到6.4%，仍高于加入民主黨派的比例。又據調查，資本家中希望參加中共的占10.8%，而希望參加民主黨派的只占5.1%。在九屆人大的私有制經濟的代表中，也是共產黨員多于民主黨派成員（《中國私營經濟年鑒（2002年）》第363、393頁）。
其二是失去直接管理企業的權力，隨著資改派打著現代企業制度的旗號，實行廠長經理負責制，企業成了資本家的一言堂，工勞階層只有被剝削，被下崗，被炒魷魚的權力。
其三是失去同官僚買辦資本談判爭取權益的權力，廣大勞動階層被官僚買辦資本集團剝奪了四大權力而成了任人割宰的綿羊，我們工農階層連通過罷工，工會等向官僚買辦資本集團提出自己的要求的唯一路子都被堵死了！我們已經不如民國時期的工農階層了,那時至少還可以罷工集會，還可以發個通電。
其四是廣大勞動階層被剝奪了醫療，住房，教育，養老等福利成了看不起病,買不起房,讀不起書,養不起老,生不起死不起的弱勢群體。《中國青年報》2006年3月的一項調查顯示，85.3%的公眾感覺生活負擔比十年前更重。市場化后醫療、教育、住房成了壓在老百姓頭上的新的“三座大山”。
其五是勞動階級的勞動所得占GDP的比重越來越小，越來越被壓在了社會的最底層，眾所周知，工人階級的經濟來源在于出賣勞動力所得，表現形式是發到工人手中的工資。但我國勞動者的報酬在國民生產總值（GDP）中所占的比重（即分配率）太低。在市場經濟國家，勞動者的工資總額占國民生產總值（GDP）的比重普遍都在54%—64%之間，而我國勞動者的工資總額在GDP中所占的比例以2004-2006年為例，分別為10.6%,10.8%,11.1%,不僅新中國建立以來不曾有過,也為世界各國所罕見,據中國社科院教授李志寧估算，中國只用占GDP1/4的工資加福利養活了占99%的民眾。（見 2008年1月1日 《生活文摘報》轉自《經濟觀察家報》），換言之，中國99%的民眾，只占有國民生產總值（GDP）的1/4；因此，又出現了這樣一個“奇績”——中國人口占世界人口1/4，但消費總額卻只占世界消費總額的4%。據《中國人力資源報》報導，1995～1999年的制造業，每個勞動力的成本，中國是729美元，相當于美國的 1／40、日本的 1／43、韓國的 1／5、泰國的 1／4，甚至比印度還低。還有材料反映，中國制造業的工資水平每小時不到60美分，遠遠不到40個便士，還不到英國最低工資的1／10，不到英國一般性工業部門的 1／20。私營企業能夠發展起來，外商投資者愿意到中國辦企業，重要原因是低廉的勞動力成本。既然勞動者創造了一切財富卻只拿到了他們創造財富的1/4用于維持生計，那剩下的3/4的財富被誰拿去了呢?當然是被官僚買辦資本集團通過按權分配為主，按資分配為輔的分配方式剝削去了。
既然我們的奶牛被官僚買辦資本掠奪完了，那我們的牛奶被端到哪兒去了呢？
其一是集中到官僚買辦資本手中了，我國的財富高度集中，基尼系數是國際上常用的一種收入差距的測量指標，其數值在0～1之間。數值越高，收入分配的不均等程度越高。按照國際通常標準，基尼系數在0.3以下為最佳的平均狀態，在0.3～0.4之間為正常狀態，超過0.4為警戒狀態，達到0.6則屬于危險狀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經濟增長的同時，貧富差距逐步拉大，綜合各類居民收入來看，基尼系數越過警戒線已是不爭的事實。來自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自2000年開始，我國的基尼系數已越過0.4的警戒線，并逐年上升。1978年我國基尼系數為0.317，2006年則升至0.496。這意味著，中國社會的貧富差距已突破了合理的限度，據世界銀行2006年發布的報告，中國0.4%的人口掌握了70%的國家財富；據招商銀行聯合貝恩管理顧問公司發布的《2009中國私人財富報告》，到2008年末，中國個人可投資資產在1000萬元人民幣以上的人群約30萬人；只相當于中國總人口的0.2‰，其持有的可投資資產超過9萬億元，相當于全國城鄉居民存款余額20萬億元的近一半。
其二是被急速飛漲的行政管理費用消耗掉了，數據顯示，在1978年，我國行政管理費用占財政收入的比重僅為4.71%(當時世界學習的模范)，到2003年上升到19.03%，增長87倍。而且近年來行政管理費用增長還在大跨度上升，平均每年增長23%！2008年是20%以上(還沒有包括9000億三公開支)! 《中國青年報》2006年7月5日載：中共中央黨校社會學教研室教授吳忠民近日指出，中國在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占GDP比例之低居全世界第一。我國現在每年用于社會保障、義務教育、公共衛生等基本民生方面的公共投入在GDP當中所占的比例極低，在基本民生的投入占GDP比例比非洲貧困國家還低。而用于行政、豪華性公共建設的公共投入在GDP當中所占比例卻是世界第一。 目前，中國人口占世界的20%，中國的教育經費占世界的1%，衛生經費占世界的2%。據《南風窗》2005.7上報道：2004年的調查顯示，超過50%的農村中小學基本運行經費難以保證，超過40%的小學使用危房，40%的小學缺少課桌板凳，接近40%的農村小學交不起電費，有電不敢開電燈。目前，中國的社會保障支出占財政支出12%，而且其中相當部分用于維持官僚機構的運轉，而歐美社會保障支出占財政支出都在45%以上。中國的低保，2004年中央財政負擔105億元，地方財政支出173億，還不及公款吃喝費用的1/10。相對同等發展水平的國家來說，1979年之前中國的基礎教育做得令人刮目相看（基本上是免費義務教育），文化革命中不少地方曾搞過普及中、小學運動。中國的醫療衛生當時也在發展中國家名列前茅。然而中國在1980年實行嚴厲計劃生育后卻同時降低了對教育和醫療的投入，國家對教育投入之少是世界罕見，降低到僅占GDP的2-3%，農村中小學教師的工資都發不出去。教育成了家庭的主要負擔，導致現在還得靠出賣廉價勞動力。2003年9月，在仔細考察了中國的教育狀況后，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教育權報告員托馬舍夫斯基認為，中國的教育經費不僅所占全國生產總值的比例低得令人吃驚，而且政府預算部分只占其中的53%，另外的47%是由家長或其他來源填補的。她說，中國人均教育開支之少連窮國烏干達都比不上。我們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竟然以世界教育總支出的1.04%，擔負著全球正規教育在校學生中的17.9%。1993年頒布的《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提出，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到2000年達到4%。但是2005年過去了，財政性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近年來卻一直在下降。2005年全國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是2.16%，低于2004年的2.79%，也低于2002年的3.41%。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青年報》2006年3月6日的報道：“僅僅2005年，我國各級行政機關公車消費3000億元，公款吃喝2000億元，公款考察旅游1000億元，三項合計高達6000億元，占當年國家財政收入的20%，相當于國防開支的3倍、全民教育投入的5倍。”由于政府無力投入，在醫療、教育領域，管理部門以“市場化”為借口，政府回避提供公共福利的義務，將民眾拋向積弊叢生和缺乏約束的官僚買辦資本市場；進行“城市經營活動”，導致地價屢創新高，亦是房價居高不下的最重要原因。一方面，民眾履行了納稅義務，卻需要為教育、醫療等公共福利向官僚買辦資本行業再支付一次不合理的代價；另一方面，民眾的基本民生需求，反而成為了部分政府機構及相關的官僚買辦資本的滾滾財源。
其三是被急速膨脹的財政供養人員消耗掉了，改革后官僚體系不斷擴大，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官僚集團強壓在底層勞動人民身上，每次打著精簡政府的旗號但越精簡越龐大！1950年中國的官民比是1：600，2007年的官民比是1：26，50多年，多了27倍！中國每百萬美元的GDP供養39個公務員，日本每百萬美元的GDP供養1.38個公務員,以此標準,中國官員比日本多27倍! 非但官民比獨步天下，“官”“員”比更是舉世無雙。日本首都東京，人口1300萬，GDP1.1萬億美元，但是東京只有“市領導”7人——1名市長，4名副市長，1名議長，1名副議長；世界經濟首都美國紐約，人口1800萬，GDP2.6萬億美元，但是只有“市領導”6人——1名市長，3名副市長，一名議長，一名副議長。而中國鐵嶺市，人口300萬，GDP46億美元，人口是東京的1/5、紐約的1/6，GDP是東京的千分之四、紐約的千分之1.8，但是“市領導”卻有41名，是東京和紐約的6倍——市委書記1名，副書記1名，常委11名，市政府市長1名、副市長9名、市長助理3名，人大 主任1名，副主任7名，政協 1名，副 8名。就是這個市政府還有20名處級副秘書長，平均每個市長配備了兩個秘書長！中國新鄉市，人口565萬，GDP100億美元，人口不到東京的一半、紐約的1/3，GDP是東京的千分之9、紐約的千分之4，但是市領導卻是43名，同樣比東京和紐約的市領導多6倍——市委書記1名，副書記1名，常委11名，市政府市長1名、副市長8名、市長助理4名，人大主任1名，副主任8名，政協 1名，副 9名。這個市政府還有16名處級的副秘書長！湖南小小的平江縣，副縣長多達十名；鄭州市市政執法局，居然有29位“局領導”， 有個別地方官民比例甚至達到了空前的1：9人（如陜西省黃龍縣是9個農民供養1個干部）；農村社會的基層政府是典型的“吃飯型財政”，行政管理費及工資支出占到了當地財政收入的80%~90%。……事實表明，中國人民正在經歷著一場規模空前的“官災”浩劫——比“蝗災”難撲滅，比雪災面積廣，比震災持續長，比所有的自然災害加在一起的危害和損失嚴重得多！食之者眾！生之者寡！必不能長久。
其四是被無所不在的腐敗消耗掉了。貪腐已經成為中國政治生活中公然的規則，各級官吏醉心于上項目、搞工程、批土地、賣國企，為什么呢？不過尋貪污的方法，搭撈錢的平臺罷了。明朝大貪官嚴嵩的兒子嚴世蕃，任工部侍郎，他的心得是：官家工程，花錢達到預算的5成，那么這個工程就合格了，花到7成，這個工程一定能得到“魯班獎”。剩下的錢到哪里去了？進了官員的保險柜了。改開以來，整個中國就是拆了建、建了拆的一個大工地，一個縣的交通局長家就起贓2000多萬，一個縣的反貪局長就搞了2億，你可以想像有多少人民的血汗進入了改開豪杰們的腰包。 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年度公報，貪污、賄賂、挪用公款大案的人均損失金額， 2002年至2003年上升了9%，2003年至2004年上升了11.3%，2004年至2005年則猛增為34.3%。2005年與2001年相比，上升幅度達72%！權力的經濟價值的確正在大幅度提高，同樣程度的權力腐敗，可以牟取更多的非生產性尋租。中國官員腐敗被法辦的概率不高，以上的數據只是反映了查處案件的狀況，只是中國權力尋租的冰山一角，尤其是涉案金額中尚有很多無法獲知的數據，因此案件金額數肯定也是比實際金額低許多的。權威部門透露，國企每次改革都造成巨額資產流失，窮廟富方丈是社會共識。80年代每年流失500億元，90年代每年流失1000億元，21世紀每年至少流失1500億元以上，2004年僅中央181家企業借改制就要核銷資產4000億元。有報道說，按此推算，27年來國有資產流失達數十萬億元，人均達1萬元以上。大量國有資產被企業經營者、中外資本家和貪官污吏侵吞。現在我們可從下面的五點世界第一來看看我國的腐敗情況：
1:中國近10年外逃貪官4000人，轉移國家財產500億美元到海外，且幾乎永久性無法追回，世界第一。
2．中國各級政府辦公大樓的豪華程度令人咂舌，連自稱最富有的美、日政府也相形見絀，世界第一 ,每到一城市，配以燈、草、樹、雕、泉以及直達機場的高架或8-10車道通道的豪華壯觀的“政務中心”即可讓你嘆為觀止。
3.我國每年公款吃喝消費約6000億元人民幣，占國民生產總值的3.52%，世界第一。
4．中國政府每年公務用車費用折算的金錢數目高達2000億人民幣以上，世界第一 。
5．政府代表團出訪成員人數世界第一外國奶牛都認識中國人，世界第一：
某代表團與外方會談時，成員從左側一直滿坐到右側，而對方只有連譯員在內的三人。某長出訪下飛機后對方主迎人員已經握手了三四人，而機門口還有出來的“主要成員”。
北京市長王岐山說：“我們還是要講究實際的，我希望我們的政府官員也能踏踏實實地做些事。以前，聽說南斯拉夫的奶牛養得好，中國人就經常去學習參觀。當地的官員就對我們講，‘中國人就是愛學習，連我們的奶牛都認識中國人了！’我也不知道這是表揚還是批評，可能是我們去參觀的人太多了吧。”
金融危機以來，新加坡、香港、臺灣地區的政府紛紛縮減行政開支，有的公務員還減薪，但是中國架床疊屋設置的行政機構，絲毫沒有緊縮自肥的開銷。北京政府將寶馬列進官車采購目錄，上海的公務員拿28萬的房改補貼，廣州的海事法官8萬元/人南非豪華“考察”……
其五是被買辦資本通過以下三個方式轉移到國外了。
A、不公平的稅賦將中國財富轉移給洋人。
中國的出口企業，70%是洋人把持的。今年以來一方面開征燃油稅（過路費照交）、上調煙稅酒稅，加重了中國人民的稅賦；另一方面，數次上調出口退稅率，減輕洋人的稅賦。
任何在中國境內生產的企業，必然有城市建設、環境治理、公共安全等方面的成本，當出口退稅率達到17%的時候，這些洋人的企業一分也不支付這方面的成本，誰幫他們支付？中國人民！
更有各地轟轟烈烈的招商引資，對洋人企業五減啊，三免啊，變相由中國人民承擔洋人企業的成本。
B、不公平的交易將中國財富轉移給洋人。
中國石油、中國銀行、工商銀行、中國平安……這些國有企業從性質上說是中國人民的資產，從功能上講，是政府的可變現的財政儲備，在“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的開放歷程中，一股腦地將大象以兔子的價錢，出售給“友邦人士”，數萬億國家資財，轉移給外邦。 而從中國平安、中國鋁業為代表的企業“走出去”，無不以高昂的價格進行“收購”，轉頭數以百億、千億計的財富，灰飛煙滅。不公平的高買低賣交易，滔滔不絕地將中國人民的財富轉移給洋人。
私有化國有銀行其實就是把中國銀行變成外資超級提款機,賣辦資本就是打著“規范”的招股和“引進戰略投資者”的旗號下，將中國幾乎所有的重要銀行的大量股權以低得驚人的“價格”“賣”給了外國的私營大企業，實際上是將中國人民的上萬億元財產白白送給了外國的資本家，廉價賣給外資的銀行股，無一不是遠遠低于市場價格，最低的如興業銀行甚至不到市場價格的十分之一。僅中國工商銀行、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行和中國交通銀行四家損失就超過7500億元，僅2006年一年銀行股賤賣損失就超過6千億元，整個銀行金融領域能統計到的損失就超過萬億。送給外資的銀行財產至少為一萬億元人民幣，占2006年中國GDP的將近5％(2006年中國的GDP將近22萬億元人民幣)，而中國的全部醫療保健開支也不過占中國GDP的6％。這也就是說，中國光2006年一年由于“銀行產權改革”而損失給外國人的財產，就差不多夠讓全體中國人民免費享受一年的醫療保健了。
中石油在美國上市融資僅29億美元，分紅累計卻高達119億美元。其中，僅2005年，中石油就向紐約等股市散掉600多億元人幣的真金白銀。而中石油、中石化、中國移動、中國聯通四家公司，最近四年來向向海外投資者分紅高達1100億美元。而這些在海外大手筆分紅的國企給自己本國股民的分紅卻低與銀行利息。
山西的2億外資（美國亞美大陸煤炭有限公司）竟買到我國價值百億的大煤礦(亞美大寧能源有限公司)
C、敗家式的“投資”將中國財富轉移給洋人。
2萬億美元的外儲，一大半送到美國了，隨著美國新一輪印刷機行動實施，這些血汗財富，不知又有億萬成為美國人民天上掉下來的餡餅。
正是幾億民工的血汗換來的寶貴外匯儲備，在西方金融危機前夕，被中國的高級資改精英們瘋狂地拋到美國“救市”。中投公司50億美元投資大摩，30億美元投資黑石，54億美元被套PrimaryFund，損失慘痛。至于各大銀行的海外投資，隨著諸如雷曼兄弟破產這樣的事件，也一個個陸續浮出水面，動輒數億美元的損失，被認為無關大局。不僅金融機構，諸如航空公司、中國遠洋這樣的企業，也在動輒扔出幾十億美元而不眨一下眼睛！
根據美國財政部發表的年度調查（中國官方的公仆們一向是對中國的主人保密的），到2008年6月底，中國所持的美國垃圾股票、垃圾債券達到12050億美元，為中國在2007年6月持有總量的3倍還多。中國投資者多數無法在海外投資，外管局唯一擁有相應的資金與職權，可進行如此大規模的海外金融投資。
表面上這是央行投資的，但是央行會因為投資失敗而破產嗎？不會，最終的財富損失是由全國人民承擔的。
好了，改開30年，中國民沒有富，但是國卻實實在在地窮了——30年前的政府，既無內債，又無外債，今天，既有外債，又有內債——而且達十萬億之巨！
說白了，中國政府的財政只是一個平臺，這個平臺專門負責將中國人民的財富轉移到資改英雄家中，轉移到洋大人們家中。
五、 主導我國公有制經濟改革改制的邪教經濟理論
官僚資本和買辦資本們包養了一些主流經濟學家和法學精英為代表的知識精英，開始了大顯身手，為他們侵吞國有企業全民財產創造了一些強盜理論，他們一改過去那種“饅頭不叫饅頭，叫碳水化合物”的深奧學術語言，專門為貪官污吏和不法奸商創造了一系列極端通俗的經濟學理論，什么老鼠偷油理論，冰棍理論，爛蘋果理論，靚女先嫁理論，丑女陪嫁理論等等，最先沸沸揚揚鬧起來的就是老鼠偷油理論，起因就是為當時貪污判刑的紅塔集團董事長褚時健鳴不平，在全國掀起了老鼠為什么偷油吃的大討論，整個知識精英集團討論的最終結果就是，要想老鼠不偷油，就要事先喂飽它。用什么來喂？就用國有資產喂；憑什么用國有資產喂？因為國有資產如同冰棍，不喂老鼠就化了，與其白白化掉，不如讓老鼠吃掉。這一系列讓人哭笑不得的荒唐理論，最終主導了國有企業改革方向，開始了所謂國企改革的最后攻堅戰：產權制度改革。私有化全民財產的大幕正式拉開了！
資改精英們的邪教理論可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現將他們的邪教理論羅列如下:
其一是為眼中沒有人民，宣稱公有制經濟是“無主之物”,為資改權貴，官僚買辦資本掠奪全民財富提供邪教理論依據。
不妨把這些公共財產看成無主之物，誰先把它拿來賣，這公共財產的產權就算他的。你如果正好當一家國有企業的廠長，就可以和主管部門合伙把這家工廠賣給有錢人，產權就變成私有了。 ——盛洪(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
國有企業遲早要賣。既然如此，得先賣效益好的，不然，以后效益不好就沒人要了。
——樊綱(中國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京城四少”之一)
許多國有資產是冰棍，不用也會自然消失的，只有運作起來才會產生效益。管理層收購國企，實現了產權和管理權合一的效果。即使是“零價格”甚至負價格轉讓，國家也不一定吃虧，因為很多國企都有很多的負債和職工負擔，這就好比你帶著女兒改嫁和你單身一個人改嫁時的談判能力肯定是不一樣的。 ——張維迎(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
國有資產怎樣改制？在改革過程中，國有資產的流失是必然的，不必大驚小怪。只要把企業財產經營權改為“法人財產權”，國有企業的一切難題就迎刃而解了。為了達到改革的目標，必須犧牲一代人，這一代人就是3000萬老工人。8億多農民和下崗工人是中國巨大的財富，沒有他們的辛苦哪有少數人的享樂，他們的存在和維持現在的狀態是很有必要的。 ——厲以寧(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
應將屬于政府或者國有企業集團的上市公司的股票平均分發給中國的人民。這些股票大約價值每人4000元人民幣。對于農村的家庭來說，這些錢相當于三年的收入。——謝國忠(原大摩亞太區首席經濟學家)
大型國有企業(比如銀行、鐵路、電信、水利和采礦公司)應該盡快上市。尤其是那些擁有采礦權的公司上市時應該包含采礦權，并且地方政府不應該把這些采礦權出讓給新的公司。上市后，這些公司可能價值每人1500元人民幣。這是一個標準的農村家庭又一年的收入。 ——謝國忠(原大摩亞太區首席經濟學家)
其二是宣稱貪污腐敗有理，為資改權貴貪污人民的血汗財產提供邪教理論依據。
腐敗是否有理？既然掌握公共權力進行公益決策的人不肯輕易放棄和交出他們的權力，而改革又不能從其手中強奪，就只能通過腐敗與賄賂的錢權交易的方法進行購買。改革要利用腐敗和賄賂，以便減少權力轉移和再分配的障礙。腐敗和賄賂成為權力和利益轉移及再分配的一個可行的途徑和橋梁，是改革過程得以順利進行的潤滑劑，在這方面的花費，實際上是走向市場經濟的買路錢，構成改革的成本費。 ——張曙光(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理事長)
我們國家一年被貪污的錢頂多是五千個億，而全部生產是20萬億，五千億只占了百分之二點幾，所以這么一看，貪污不是一個很大的事，財富生產才是最大的事。——茅于軾（天則經濟研究所法人代表）
在公有制下，官員索取剩余可能是一個帕累托改進；因為它有利于降低監督成本，調動官員的積極性。私人產品腐敗的存在，對社會、經濟發展來說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優的。第二好的。反腐敗力度在把握適當、要非常適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適當，間接帶來的負效應也非常大。 ——張維迎(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
以資產換特權，促進私有化。我曾對中央政府說，最好干脆給這些人一大筆錢，把這些權力買下來，叫他們以后再不要利用這些權力了。中國最上層沒有什么貪污腐化，下面卻有數不盡的貪污腐化。 ——張五常(香港大學教授)
改革初始，只有權力沒有市場……前半部分：權力創造市場……金融資本階段在性質上是資本發展的最后階段，只差一個國際化沒有完成。至此中國體制轉軌的任務可以說基本上完成了前半段──以權力創造市場；中國舊體制下積累的財富基本轉移完畢，中央政府直接能夠控制的資源不多了……后半部分：權力退出市場；中國改革的前一半任務就算基本完成，應該開始后一半：權力退出市場，健全平等競爭的市場經濟。 ——楊帆(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中國改革利益受損最大的是干部。 ——張維迎(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
其三是明目張膽宣稱自己只為少數利益集團服務
我國雖然基尼系數已超過國際警戒線，但發生社會動蕩的可能性甚微。——蕭灼基
我國當前貧富差距的主要矛盾不在于富人太富，而在于窮人太窮。因為城里也出現了窮人，才有了收入分配不公。不應該有仇富心理。目前我國個稅征收有很多漏洞，以至于一些富人并沒有按章納稅。因此，我們要完善目前的征稅體系，而不是說我們應該用征稅的方式縮小貧富差距。 ——林毅夫(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我們要保護先富裕的人，因為只有富人得到保護，窮人才可能變富。如果打倒了先富的人，這個國家就會變成窮人國了。——茅于軾
中國的貧富差距大嗎？中國的貧富差距還不夠大，只有拉大差距，社會才能進步，和諧社會才能有希望。中國窮人為什么窮，因為他們都有仇富心理。我要為富人說話，不是為了討好富人。今天有些人罵富人，好像是給窮人出氣，其實他們是害了窮人。殺富濟不了貧，窮人應該將富人看成自己的大哥，大哥穿新衣小弟穿舊衣，天經地義。將基尼系數農村城市分開計算,這樣中國貧富分化就不嚴重了。農民有望進入社會中產者階層。中國農民不要害怕當中產階級。——厲以寧
經濟學家要有勇氣頂住兩方面的壓力：一個是上面的壓力，不做風派；一個是互聯網的壓力。 ——厲以寧
經濟學家就是為利益集團服務的。 ——樊綱
經濟學家應為誰說話？企業的生存環境包括商業環境、政治環境以及輿論環境。前兩種環境越來越好，而輿論環境已經到了1992年以來最不好的時候。最近在社會上、輿論界興起了一股妖魔化、丑化整個中國企業家隊伍之風。 在這個網絡時代，學者能獨立于大眾輿論才是最不容易的事。對一個真正的學者來講，最難做到的不是你罵政府、罵企業家，而是你敢不敢站在大眾輿論的對立面，堅持自己的觀點。——張維迎
其四是為資改權貴掠奪人民的教育，醫療等福利提供邪教理論依據。
中國是否應健全福利與社會保障制度？我建議取消所謂的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熱情和能力。 ——厲以寧
歷史上沒有見過一個不令人反胃的社會福利制度。我們往往感到愛莫能助，不是不愿意出錢，而是拿出錢來不知會落在誰的手里。
——張五常
教育及醫療是否應產業化？中國目前為什么窮人上不起大學？是因為收費太低。一個真正好的體制，我可以收費高，但我花80%在獎學金上，窮人就上得起大學了。比如，讓窮人一年出4000元，他也出不起。
——張維迎
這些邪教經濟理論給中國人民帶來的損失超過了中國歷史上以往所有邪教給中國人民帶來的損失的總和。然而,改革權貴，官僚買辦資本在這種邪教經濟理論的鼓吹掩護之下，大干快上，使用各種更隱蔽、更高明手法“不爭論”,“悶聲發大財”把屬于人民的全民財產和教育，醫療，住房等福利徹底私有化到他們的私人腰包了。
六、 資本主義經濟學家必將被社會主義經濟學家掃進歷史的垃圾堆
階級社會一直是占人口總數95%以上的勞動者與占人口總數5%以下的剝削統治精英所對立的一個社會,勞動者的特點是生產一切創造一切卻過著底層的生活,而剝削統治精英的特點就是不勞而獲。當然經濟學家也是有階級屬性的，社會主義經濟學家為占人口總數95%的勞動人民說話辦事，資本主義經濟學家為占人口總數5%的剝削精英說話辦事。但隨著歷史的進步和社會的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學家必將被社會主義經濟學家掃進歷史的垃圾堆！其歷史必然性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在進行經濟活動的目地這方面來說，社會主義經濟學家堅持“以人為本”，而資本主義經濟堅持“以利為本”，這就決定了社會主義經濟學家能從滿足人民真實生活需求的角度分析管理經濟活動，而資本主義經濟學家卻只能從最大化資本家利潤的角度來分析管理經濟活動。就是因為這個本質的不同，在資本主義經濟學家的理論指導下，資產階級當利潤達到10%的時候,他們就蠢蠢欲動;當利潤達到50%的時候,他們就鋌而走險;當利潤達到100%的時候,他們敢于踐踏人間的一切法律;當利潤達到300%的時候,他們敢于冒絞刑的危險 !!也正是因為這個本質的區別，資產階級為了大肆賺錢不惜危害人民和國家的利益，從中國遍地的“三聚氰氨奶粉”“大頭嬰兒奶粉”“改革前醫生看病不看錢,改革后醫生看錢不看病”以及歐美遍地的有毒債券無不說明了這一點。以下這個故事形象地說明了這個問題: 兩個生意人在路上散步，走著走著碰到一堆狗屎，其中一個有錢的生意人甲想耍弄一下生意人乙，于是就對生意人乙說，你要把狗屎吃了，我給你1000萬，生意人乙不想吃，可是又覺得吃了狗屎就能得到1000萬，太容易了，于是經不住金錢誘惑，咬咬牙把狗屎吃了。生意人甲原本是開個玩笑，沒想到生意人乙會真的吃了，他只好履行諾言，當即給了生意人乙1000萬，但心里也十分后悔。生意人乙拿到了錢，可心理很不是滋味，雖然拿到1000萬，可如果這事傳出去，豈不成為人們的笑柄。于是生意人乙看出生意人甲的心思，就對生意人甲說，你也吃堆狗屎我再把1000萬還給你如何？生意人甲高興地答應了，也吃了堆狗屎，生意人乙又把錢還給了生意人甲。事后，他們兩個人都覺得這事做的窩囊，兩個人吃了兩堆狗屎，錢一分也沒增加，還是那1000萬元，實在沒有價值。這事被資本主義經濟學家知道了，批評他們說，我看你們生意人是一點都不懂經濟學，你們在打賭的過程中GDP翻了一番，創造了2000萬的GDP啊，了不起！這樣的高效率，值得推廣啊。資本主義經濟學家的荒謬經濟理論甚至得出了汽車平安行駛時所創造的GDP沒有發生事故時所創造的GDP多！而只有社會主義經濟學家才會從這個經濟活動給這人們的身心帶來傷害的角度分析出這個經濟的活動妨礙人民的身心健康，于人民于社會無益，然后得出這種經濟活動應該批評制止的結論。
在所有制方面，社會主義經濟學家主張公有制,而資本主義經濟學家主張私有制。公有制是人類歷史上最先進的經濟制度，是自由民主最堅實的經濟基礎，是人類社會消滅欺壓、殺戮、戰爭和各種罪惡最終走向大同的根本途徑。現有社會的弊端，不是公有制的弊端，而是官有制的弊端。資本主義經濟學家鼓吹的藏富于民，發展民營經濟其實是偷梁換柱，其實就是藏富于資本家，不管是資本主義最發達的美國還是號稱最公平的西歐，都是占社會5%的人口控制了社會絕大多數的財富，雖然資本主義經濟學家美其名曰為財富的正態分布。但這就和權力正態分布一樣是不合理的，應該被扔進歷史的垃圾堆。
在民主方面只有社會主義經濟學家主張的生產資料公有制才是自由民主最堅實的經濟基礎，企業是廣大勞動人民日常的工作場所，是最需要民主的地方。只有公有制企業才能讓勞動人民的大眾民主得到綻放，在資本主義的私有企業里面勞動人民是不可能和資本家享受民主，那永遠是老板的一言堂。廣大勞動人民只有被命令被炒魷魚的權力。只要存在資本主義的私人企業，就存在剝削壓迫等級。也只有勞動人民真正當家作主的企業才能真正地留住企業員工，留住人才，就那改革的窗口來說，深圳是一個跳槽頻繁的地方，職員平均在一家公司的工作時間為一年左右。許多人談到私有制經濟時總忘不了私有制經濟有老板負責，公司的盈虧都是他的，所以最能調動他的積極性，但我們忘了，當一個人成了資本家之后，那他公司的占絕大多數人口的職員都成了勞動力商品，人家只是在你公司出賣勞動力而已！又憑什么拿老板的企業當家呢？我只想問調動一個人的積極性重要還是調動占絕大多數人口的勞動者的積極性重要呢？既然不能在一個崗位做的時間長些，那勢必影響這些勞動者的技術水平和對這個崗位的熟練程度，因為隨著科技的發展，要熟悉一個新的崗位需要培訓學習，往往也需要幾個月的時間，而要在這個崗位有所建樹的話更需要多年的耕耘，而大多數勞動者沒有歸宿感，留不住人，經常跳槽也會降低生產的效率，這其實也是一種浪費！當然現在有一些公司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給職員配一定的股票，但這雖是一種進步的現象，卻在本質上根治不了這個問題，因為職員不能拿企業當家的本質上是生產資料私有制！而隨著社會的發展那些試圖通過灌輸“忠于企業”等文化解決這個問題的公司也會發現他們的文化將與“忠于皇帝”一樣蒼白無力！
只有社會主義經濟學家主張的生產資料公有制才能為按勞分配提供堅實的經濟基礎，而只有實行真正的按勞分配，才能最大限度地調動勞動者的勞動積極性。我國資改后，勞動者的工資總額占GDP的比重越越低，以2006年為例只有11.1%了，而即使歐美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工資(需要說明的一點是歐美所說的工資里面有許多并非勞動所得)占GDP的比重也不過60%。這其實嚴重挫傷了勞動者的積極性，這幾年以來陸續有一些做研發的同事放下了手頭的軟件編程，電路設計等工作轉行做起了炒股，炒樓，炒期貨的工作，表面的原因是做研發技術這方面的勞動工作賺錢沒有炒股，炒樓，炒期貨多，來錢也沒有炒股，炒樓，炒期貨快，事實上好多轉行去炒股，炒樓，炒期貨的同事是賺了不少錢，在一般人眼里面，不管是黑貓白貓捉住老鼠的是好貓，人家沒有犯法又賺到了大錢那是人家的本事，但我只想問問，你炒股，炒樓，炒期貨賺了大錢你對社會有什么貢獻？能算是勞動成果嗎？你賺錢的同時創造了什么？你不為社會提供什么勞動成果但卻享用了大量的他人所創造的勞動成果。這其實是生產效率低下的一種表現，因為這些挺有能力的工程師算是浪費了。這個問題的本質就是馬克思所說的按勞分配和按資分配的問題。只要存在按資分配的社會就會存在炒股，炒樓，炒期貨等這種不為社會提供什么勞動成果但卻享用了大量的他人所創造的勞動成果的不良現象。而其本質還是以生產資料私有制為基礎的按資分配！同樣以深圳為例，深圳在2007年和2009年都存在一個經濟現象，那就是地產中介店鋪多于其它小店，百米之內必有地產中介，這種現象在資本主義經濟學家看來，這只是供需關系這只無形的手在調節，但在社會主義經濟學家眼中，深圳這20萬以地產投機為主業的地產中介以及地產投機人員除了哄抬房價，消耗社會財富外，并沒有給社會和人民帶來什么財富和貢獻，他們在浪費自己的青春和社會的財力物力，這是資本主義運營效率低下的表現。同理，美國的制造業占國民經濟總值的比重為14%,而這14%，還有40%是生產軍火之類的殺人武器!也就是說關系到人們生計的制造業只占美國GDP的8.4%！美國的繁榮,是建立在印刷紙幣向全世界換取物品的基礎上!是建立在占美國GDP70%的消費上面。這其實也是美國人通過按資分配的方式占用了全世界其它勞動者的勞動成果。奴隸主那流蜜一般的生活是建立在奴隸那非人的生活待遇上面的，同理，中國人崇拜美國的資本主義就象奴隸崇拜奴隸主一樣，不知道做了全世界資本家的美國的揮霍是建立在按資分配全世界勞動人民勞動成果的基礎上面的。當勞動不能得到他應有的價值時，當勞動成果被剝削者通過按資分配或按權分配的方式掠奪時，必定打擊勞動者的勞動積極性，導致經濟運營的效率低下。
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市場經濟運營效率低下，自1825年英國第一次爆發普遍的經濟危機以來，資本主義經濟從未擺脫過經濟危機的沖擊。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過程中周期爆發的生產過剩的危機，是以生產資料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體制的必然結果。經濟危機是對生產力的極大破壞，也是對勞動者勞動成果的極大浪費！解決經濟危機的根本辦法是實行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同樣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市場經濟在商品運營環節構成極大的浪費,我們可以從以下二則經濟現象看出商品流通環節構成的浪費，我國醫療私有化后一個藥片出廠價為1元錢,醫療私有化后到人民手中就要15元了, 廣東東莞地區生產的芭比娃娃出廠價為1美元，最后在美國沃爾瑪零售價格是 10美元。其實大部分商品的出廠價占其售價的比重很小，可見商品流通環節占了商品售價的大部分。這其實也是資本主義運營效率低下的體現。同樣以私有經濟為基礎的市場經濟下，由于市場競爭，許多公司的都擁有著龐大的市場部，有的公司市場部人員的數量甚至超過了生產部和技術部人員的數量，這體現了資本主義在人員配置上面的低效率。而社會主義經濟學家在公有制經濟的基礎上實行計劃經濟，才能避免沒有必要的人員配置和市場流通環節，提高運營效率。舉個簡單例子，在交通私有的今日中國，每個高速公路甚至橋梁都設有收費站，形成了龐大的收費隊伍，但是在以公有制經濟為基礎的朝鮮，他們的經濟學家會認為公路是人民的，使用公路的也是人民，設立收費站收費就象把人民的錢從左口袋拿出來放進了右口袋一樣，所以沒有必要收費，這雖然沒有創造出GDP，但卻避免了流通環節的浪費，其實是更高地提高了運營效率。同理,我們從古巴的醫療事業的成就可以看出以公有制為基礎的計劃經濟所帶來的高效率，盡管美國的長期封鎖和蘇聯的解體使古巴的經濟受到巨大打擊，也使古巴的全民醫療保健免費制度受到嚴重沖擊，但是，古巴政府通過實行醫療行業的公有制和計劃經濟，避免了競爭和商品流通環節的成本和浪費，完全由政府來負擔所有古巴居民的全部醫療費用，包括檢查、化驗、藥品，甚至病人在住院期間的食宿全部是免費的。在發展中國家中，古巴的醫療保健水平是比較高的。古巴目前共有醫生6.7萬人，平均約每170人就有1名醫生。古巴人平均預期壽命為77.5歲，嬰兒死亡率低于6‰ ，這些指標都領先于拉美國家而步入世界先進水平。
資本主義經濟學家無法解決生產的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私有制之間的矛盾，而這個矛盾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會越來越激化，馬克思說過對人最大的不敬莫過于不尊重人家的勞動成果，隨著自動化和智能化水平的提高和機器人等高科技的應用，實行了無人化生產已經是大勢所趨，在不遠的將來，研發會漸漸地成為勞動的主要形式，但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會造成研發工程師勞動的極大浪費。比如現在隨便一個技術行業，都可能有數十家甚至數百家公司在從事同樣的技術開發，也就是說假如這個行業有一百家公司的話，就有一百個研發團隊在從事同樣的研發工作，但作為勞動成果的技術是可以復制拷貝的，也就是說本來一百個研發團隊的工作可以由一個研發團隊來完成，也就是說在這種生產組織過程中浪費了99個研發團隊的勞動！也說明了以私有制為基礎的這種生產組織形式浪費了99%的研發勞動者的勞動成果。舉個簡單例子，要找到能用于燈炮發光的燈炮絲，愛迪生實驗了包括胡子在內的三千種材料，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要求每個分散的燈炮研究機構都得做幾千種實驗。而只有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才能從尊重勞動者勞動成果的基礎出發，統籌好各個燈炮研究機構，共享研究成果。在避免重復研發，不浪費勞動者勞動成果的基礎上加快研發速度，提高研發效率。
總之，資本主義從圈地運動，滅絕印第安人，販賣黑奴，無數次經濟危機，無數次侵略戰爭，二次世界大戰中一路走來，無數資本主義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為之奮斗努力過，但時至今日還是千瘡百孔，當然社會主義雖是新事物，也是會走些彎路，但一定能在社會主義的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的實踐和完善下把資本主義掃進歷史的垃圾堆！
七、 公有制與“匪” 、“商霸”的區別
公有制是無產階級利用革命暴力奪取政權后，建立的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生產關系，也就是通過共有制企業，公有制農場的方式公有了生產資料。是勞動階層通過沒收地主，資本家的資產并通過自己艱苦奮斗而創立發展起來的經濟組織形式，其目的就是為了限制資本剝削，實行勞動人民當家作主，按勞分配。在社會主義國家，在一些關鍵性經濟領域，為限制資本剝削，公有制經濟會通過強制手段排擠私有資本，形成壟斷。其特點是其屬于勞動人民，歸勞動人民管理，為勞動人民服務，為勞動人民謀福利。
“匪”就是強盜或犯罪分子通過或盜或搶或詐的方式把勞動人民或包括民族資本家在內的其他有錢人的資產掠奪過來，或通過各種方式奴役欺騙勞動人民為其勞動，最終通過“大碗吃肉，大稱分金”或其它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方式把掠奪過來的資產以及勞動人民的血汗據為己有，其特點是歸匪所有，由匪管理，為匪服務，為匪謀福利。
“商霸”指的是一些涉黑商人惡霸通過黑社會或官商勾結等手段實行恐嚇威逼甚至暴力犯罪強行把其它的資本家，商人排擠在某些地區或某些行業之外，形成壟斷經營，其特點是歸商霸所有，由商霸管理，為商霸服務，為商霸謀福利。
真正的公有制代表了先進生產力，是民心所向，大勢所驅，必定能在廣大勞動人民的辛勤奮斗，大力支持下欣欣向榮，蓬勃發展。蘇聯斯大林時期國民經濟增長速度為20%，五倍于同期資本主義國家的事實以及我國在公有制經濟時期所取得的經濟科技國防等巨大成就的事實無不說明了這一點。而“匪” 、“商霸”形成后必定失道寡助，雖也能瘋狂一時，但必定在人民的唾棄聲中走向滅亡。
我國改革后公有制經濟大面積虧損并漸漸地走向硝蝕，究其根本原因并不是公有制經濟本身的問題，而是成千上萬的公有制經濟在資改權貴、官僚買辦資本的控制下成了“匪” 、“商霸”而逃脫不了衰退硝蝕的覆轍。
八、 建設社會主義最缺的是主人
辛亥革命推翻了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王朝，但卻有許多滿清遺民繼續留著大辮子，要求自己的妻女繼續裹足，看見滿清貴族就雙腿發軟，撲通一聲繼續給他們下跪。后來還組成“辮子軍”在他們的“辮帥”張勛帶領下攻占了北京城，重新擁立溥儀為自己的皇帝，宣布恢復宣統年號，一時間北京城好不熱鬧，到處叫賣著假辮子…..
當年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時最缺的認為自己有平等權力的人，要是到處都是“辮民”，即使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黨人把他們的大辮子剪了，他們都會再次蓄起長辮子，甚至買個假辮子帶上，那民主革命肯定成功無望。同理，人民領袖毛 周總理朱德以及三千萬革命先烈流血犧牲艱苦創業給我們中國人民開創了一個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社會，而建設社會主義最缺的就是主人。
毛 發動群眾運動的目地就是要讓廣大勞動人民意識到自己的主人身份，學會做主人。從毛 晚年寫給周總理的詩句中可以品出毛 對社會主義建設的主人群體的憂慮和期待。不用多說，讀者可以仔細品品毛 的訴衷情（1974）：
父母忠貞為國酬，
何曾怕斷頭？
如今天下紅遍，
江山靠誰守？
業未就，
身軀倦，
鬢已秋；
你我之輩，
忍將夙愿，
付與東流？
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今天缺的就是能當家作主的主人，試想憲法第二條銘刻著: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 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 。而我們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勞動人民沒有做主人的意識和膽魄，輕易地被請出了人民大會堂，讓人民代表大會成為官員代表大會(工人、農民在人大代表中由建國頭三十年中的約占三分之一以上,現在約占十分之一)，那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還怎樣繼續？試想人民領袖毛 周總理朱德以及三千萬革命先烈流血犧牲艱苦創業留下的全民財產以憲法的形式確定屬于全體國民,以憲法的形式確定工人是國家的領導階級,再苦都提供了免費醫療教育住房等福利,毛 周總理都與全國人一樣辛勤節儉，可是毛 周總理走后，社會主義建設的主人們高唱"春天的故事"把全民財產和免費醫療教育住房等福利送給了官僚買辦資本,然后把自己包裝成勞動力商品賣去了,把自己的妻女(2000萬女性賣淫)包裝成性商品也賣去了,那社會主義建設還能怎樣繼續啊! 相反，要是我們工農階級能像通鋼工人一樣對私有化全民財產的各種資本擺出主人翁的樣子，敢于打死資改強盜，那社會主義建設必定勝利在望。
九、 端回我們的牛奶,牽回我們的奶牛
當奶農們要挽救被強盜控制下頻臨倒閉的奶牛場時，可從以下三方面下手：
即1：奶農們牽回被強盜賣掉的和牽到他們私人牛圈的奶牛。2：奶農們從強盜手里奪回對奶牛的經營管理權；3：奶農們端回奶牛場的牛奶。
同理廣大工農群眾以及工農階級的子弟兵們要治療挽救并發展壯大我國正在硝蝕的公有制經濟也只有以下三個辦法：
其一是勞動人民復查并奪回被官僚買辦資本私有化的公有制經濟，恢復對公有制經濟的所有權
發動工農群眾，讓廣大勞動人民意識到公有制經濟是自己的財產，我們有權奪回人民領袖毛 周總理朱德以及三千萬革命先烈流血犧牲艱苦創業留下的全民財產。全民財產神圣不可侵犯，是不容談判和出賣的，我們有權把被私有的全民財產重新收歸社會主義全民所有。恢復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恢復黨的無產階級性質。在我國新生資產階級中，除黨政機關中的腐敗分子、走資分子與社會上的暴發戶及各類富翁外，60％以上產生于被賣企業。只有依靠工人階級的堅強領導，由工人階級充當主力軍和沖鋒隊去收回這些公有制經濟，開展一個新的沒收官僚買辦資本的運動，對于30年來“靠侵吞公有資產致富”的人的財產實行沒收，才能重建我國社會經濟的公有制經濟基礎。才能為我國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壯大提供強有力的物質基礎。
其二是勞動人民奪回公有制經濟的經營管理權
在全局上，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二條：“第二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 。人民代表大會是我國的最高權力機構，如今的人民代表被請到了人民代表大會堂外了，中國政情研究專家、中央黨校教授王貴秀曾經針對各級人大代表中官員占70%的構成現狀大聲疾呼，“代表中的官員之多是世界罕見的，人民代表大會不應該是官員代表大會！”問題是另外不是官的30%是誰選出來的,還不是內定的。工人、農民在人大代表中由建國頭三十年中的約占三分之一，降至在十屆人大2900多名代表中，只有34名。更不用說成千萬的人淪為娼妓，童工“如白菜一般在東莞買賣”，在山西等地成為窯奴等等的底層人民。勞動人民要首先改變各級人大代表中官員占70%的構成現狀，恢復人民代表大會的人民代表性質，嚴格控制官員代表占人民代表的10%以下，使工農群眾的代表占人民代表的絕大多數。發動群眾嚴格監督各級人民代表，把現行人民代表中的強奸犯代表（全國人大代表吳天喜在算命先生告知和處女發生關系有助于健康和財運時，他先后強奸了三十多名12歲到16歲的少女…….）、殺人犯代表(遼寧省人大代表侯建軍駕車殺人……..) 、貪污犯代表(全國人大代表陳良宇、許宗衡巨額貪污有賄…...) 、黑社會代表(全國人大代表桑粵春有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組織賣淫，強奸，非法儲存槍支、彈藥，貪污等14項罪名….) 、民族分裂分子代表(疆獨分子熱比婭曾任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人大代表…..) 、叛國間諜分子代表(原空軍指揮學院院長，全國人大代表劉廣智為臺灣臺諜)、販毒分子代表（湖南祁陽人大代表何田徠云南運毒…..）及時揪出并清理出人民代表隊伍。只有恢復了人民代表大會的人民屬性，才能根據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并監督各級國家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才能恢復共和國國體的人民性質，才能恢復共和國政體的原有功能。
而在個體上來說，公有制經濟實體應該廢除廠長經理負責制，廢除廠長經理的一言堂。實行大眾民主即是每一個社會成員都有權享有的民主, 實行四大自由，是要把原來只由少數精英享有的自由權利擴大到全體人民。廢除資改權貴通過壟斷傳統媒體而把人民大眾排除在自由民主之外的制度，強化企業領導班子的監督制約機制。制止企業私有化和勞動者雇傭化，不斷縮小廠長經理和工人的差別，最終實現工人民主管理，使廠長經理成為和工人一樣的普通職業。毛 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較深入地探討了社會主義公有制建立后的管理問題。他認為，“私有制問題基本解決以后，最重要的問題是管理問題”；“對企業的管理，采取集中領導和群眾運動相結合，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不斷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工人群眾、領導干部和技術人員三結合。” 改革前三十年公有制經濟的實踐經驗告訴我們，“鞍鋼憲法”和“大慶經驗”是對公有制經濟行之有效的管理辦法，鞍鋼憲法”是大躍進運動中工人民主管理探索實踐的成功經驗的總結。它一方面強調干部參加勞動，有利于廠長經理體會工人的處境，限制廠長經理享有的特權，保證國營企業的社會主義性質，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另一方面強調工人參加管理，讓工人為了自己的利益在企業有說話權和管理權，從制度上保護了工人的權益，進一步確立了工人階級在企業中的領導權。“大慶經驗”基本內容除了“兩參一改三結合”的“鞍鋼憲法”外，還包括“建立以崗位責任制為中心的各項管理制度”、“三條要求，五個原則”（要求項項工程質量全優，事事做到規格化，人人做到事情過得硬，有利于質量全優，有利于提高效率，有利于安全生產，有利于增產節約，有利于文明生產和施工）、“三老四嚴”(當老實人、說老實話、做老實事；嚴格的要求、嚴密的組織、嚴肅的態度、嚴明的紀律)、“四個一樣”(黑夜和白天一個樣，壞天氣和好天氣一個樣，領導不在場和領導在場一個樣，沒有人檢查和有人檢查一個樣)等內容。應該說，大慶經驗是“鞍鋼憲法”的繼續和發展，是在工人民主管理基礎上落實崗位責任制，實現了企業內部效率與公平的統一，企業責任和社會責任的統一，標志著我國社會主義國營企業形成了比較完備的管理體制。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管理學教授L·托馬斯明確指出，“鞍鋼憲法”是“全面質量”和“團隊合作”理論的精髓，它弘揚的“經濟民主”恰是增進企業效率的關鍵之一。
其三是勞動人民收回財政收入和公有制經濟創造的利潤的支配權
首先是把我國行政管理費占財政收入的比重降到5%以下，縱向比較，數據顯示，在1978年，我國行政管理費用占財政收入的比重僅為4.71%(當時世界學習的模范)，到2003年上升到19.03%，增長87倍。而且近年來行政管理費用增長還在大跨度上升，平均每年增長23%！2008年是20%以上(還沒有包括9000億三公開支)!橫向比較，世界各國行政管理費占財政收入的比重數據顯示:
德 國（1998年） 2.7%
埃 及（1997年） 3.1%
英 國（1999年） 4.2%
韓 國（1997年） 5.1%
泰 國（2000年） 5.2%
印 度（2000年） 6.3%
加拿大（2000年） 7.1%
俄羅斯（2000年） 7.6%
美 國（2000年） 9.9%
中華人民共和國（2000年）25.7%
可見我國我國行政管理費占財政收入的比重是世界甚至歷史上都是絕無僅有的，可見資改后我國有著世界上最奢侈豪華，最紙醉金迷的的行政方式。中國是全世界最貧窮的國家之一，中國人民是全世界最貧窮的人民之一，可是中國卻有全世界最豪華的各類黨政機構辦公樓，卻有全世界最壯觀的公車隊伍，卻有全世界最奢侈的公款吃喝，卻有全世界最龐大的公款出國旅游……2008年光是公車、公款吃喝、公費出國，就花掉了9000億元，帝王一般的奢侈生活，將人民奴隸一般拼命生產出來的財富，揮霍得一干二凈。
其次是減低官員占勞動人民的比重，今日之中國人民正在經歷著一場規模空前的“官災”浩劫——比“蝗災”難撲滅，比雪災面積廣，比震災持續長，比所有的自然災害加在一起的危害和損失嚴重得多！今日之中國官員比例之高，也是絕無僅有的，縱向比較，數據顯示中國1950年中國的官民比是1：600，2007年的官民比是1：26，50多年，多了27倍！橫向比較，數據顯示，中國每百萬美元的GDP供養39個公務員，日本每百萬美元的GDP供養1.38個公務員,以此標準,中國官僚比日本多27倍! 日本首都東京，人口1300萬，GDP1.1萬億美元，但是東京只有“市領導”7人——1名市長，4名副市長，1名議長，1名副議長； 世界經濟首都美國紐約，人口1800萬，GDP2.6萬億美元，但是只有“市領導”6人——1名市長，3名副市長，一名議長，一名副議長。而中國鐵嶺市，人口300萬，GDP46億美元，人口是東京的1/5、紐約的1/6，GDP是東京的千分之四、紐約的千分之1.8，但是“市領導”卻有41名，是東京和紐約的6倍——市委書記1名，副書記1名，常委11名，市政府市長1名、副市長9名、市長助理3名，人大 主任1名，副主任7名，政協 1名，副 8名。就是這個市政府還有20名處級副秘書長，平均每個市長配備了兩個秘書長！ 中國新鄉市，人口565萬，GDP100億美元，人口不到東京的一半、紐約的1/3，GDP是東京的千分之9、紐約的千分之4，但是市領導卻是43名，同樣比東京和紐約的市領導多6倍——市委書記1名，副書記1名，常委11名，市政府市長1名、副市長8名、市長助理4名，人大主任1名，副主任8名，政協 1名，副 9名。這個市政府還有16名處級的副秘書長！更有甚者，湖南小小的平江縣，副縣長多達十名；鄭州市市政執法局，居然有29位“局領導”…… 可見我們急需降低官員占勞動人民的比重，把那些貪污腐敗、無所事事、不為人民服務的官僚攆回家去種紅薯或養母豬，把這群龐大的官僚體系改造成普通勞動者是勢在必行的。
再者是拔掉外國買辦資本插在中國人民身上的吸血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最近發表的一份研究報告指出，在中國已開放的產業中，每個產業排名前5位的企業幾乎都由外資控制；中國28個主要產業中，外資在21個產業中擁有多數資產控制權，外資何以這樣快速地控制中國的經濟命脈呢，關鍵在于他們通過超國民待遇吸取了中國人民的血汗，比如“洋人企業五減”， “洋人企業三免”，“出口退稅”“ 洋人買中國股票價格的價格是中國人自己買股票價格的十分之一” ，“給洋人的股票分紅是給國人分紅的十倍”， “引進外資硬性規定”， “中投海外投資巨虧”,“所購美國國債大幅貶值”………
其后是實行真正的按勞分配制度，限制公有制經濟管理層的天價高薪。吉林通化鋼鐵廠在2008年金融危機的影響下，一再限產，員工工資減到每月人均300元，10余萬工人的暖氣都無法供應，但在這樣困難的情況下，總經理陳國軍還領著300萬的年薪。象這樣的現象比比皆是，今日之國有企業包括老總在內的高管收入畸高，與普通職工的收入懸殊很大。普宏德會計事務所有關負責人在對部分央企財務年報進行統計分析后說：“管理層年薪動輒數十萬、數百萬甚至上千萬以上，而大多數員工月工資只有一兩千元甚至幾百元”。這種巨大的收入反差，不僅有違公平原則，而且已經成為一種不安定因素。更為突出的是，國企不論其效益如何，老總等高管都能拿到數十萬、數百萬甚至上千萬以上的年薪。其實公有制經濟扣除生產成本和發展資金后，剩余的錢應該通過各種形式普惠給全國勞動人民，而不是企業內部形成小金庫，中層領導年薪幾十萬、高層幾百萬。所以不應給予公有制經濟高管自定薪酬、兼職取酬、濫發補貼和獎金的權力，而應該由人民代表代表和職工代表大會為他們制定薪酬，并設定薪酬上限，并在工人民主管理企業的基礎上，縮小工人與廠長、經理的差距。
綜上，只有勞動人民在奪取財政收入和公有制經濟創造的利潤的支配權之后，公有制經濟才能做到為人民服務，為人民謀福利。才有希望恢復人民的免費醫療，免費教育，免費住房，免費養老等福利，才能擴大醫療、教育、科技等投入占財政收入的比重，徹底推翻壓在勞動人民身上的四座大山（住房、 醫療、教育、養老）。才能擴大再生產，發展壯大公有制經濟，并在財政贏余的情況下給予全體國民分紅或更高的勞動待遇。才能得到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勞動人民的支持而進入到一個良性發展的佳境。
總之，公有制經濟只有做到歸勞動人民所有、由勞動人民經營管理、為勞動人民謀福利這三點才能真正立于健康發展的不敗之地。而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勞動人民以及勞動人民的子弟兵們要挽救正在硝蝕的公有制經濟并發展壯大公有制經濟，也只有同時從奪取公有制經濟的所有權、奪取公有制經濟的經營管理權、奪取公有制經濟的利潤分配權這三方面著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