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變以后,云南地方官僚資本逐漸形成。

　　“七.七”抗日戰爭爆發,云南在國民黨中央與地方封建統治勢力矛盾的形勢下,地方官僚資本又得到進一步的發展。

　　到解放前夕,原本對立的繆云臺、陸子安兩大系統被繆合并。出現了一個“云南人民企業公司”。

　　繆系地方官僚資本包括富滇新銀行、合作金庫、經濟委員會與人民企業公司。 為更好地理解繆系地方官僚資本的發展,先對繆云臺本人作簡單的介紹。 繆云臺的身世:

　　繆云臺(繆嘉銘)出身于昆明市富有而具權勢的官僚地主家庭。家里時常掛著祖先的寫真象十幾幅,每一個都全身袍褂頂珠,表示這一家人早就是當權的世家。 繆云臺的三哥繆延之(繆嘉壽)擔任過唐繼堯時代的云南省財政廳長,又是唐繼堯在政治上對外聯系的代表,參加過反對袁世凱帝制在上海召開的議和談判。 又因為繆家做醬出售,并且出了一個司令官(繆嘉壽原來做過蒙自衛戍司令),所以醬稱“司令醬”(繆家也做姜,所以又有人稱“司令姜”),其家亦以“司令醬”(或“司令姜”)而出名。

　　繆云臺幼年在云南“方言學堂”讀書,英文早就有根底。

　　一九一三年,繆云臺由云南官費保送出洋,在美國學采礦冶金。

　　一九一九年,繆云臺回到云南省,教過書,參加過東陸大學的籌備,擔任過個舊錫務公司的工程人員。不到兩年,就去港滬居住。

　　一九二五年,與繆延之同屬于軍需系的李子猷擔任富滇銀行總辦的時候,繆云臺被任命為會辦,就在港滬間照管上海、香港富滇分行的業務。 上海分行經理任稷生(任嗣達,后來開辦郵政儲金匯業局,并做了局長)和繆云臺是方言學堂及官費留美的同學。二人在上海銀行界積極活動,認識了陳光甫、錢新之等人,為后來拉攏宋子文打下基礎。

　　繆云臺在港滬居住期間,其兄繆延之在上海作寓公,弟兄間的政治經濟生活是分不開的。繆延之早年是李根源的部屬,辛亥革命后,李根源做第一師師長上滇西,繆延之任李根源的參謀長。

　　李根源任北洋政府農商總長時,繆延之也掛名做了農商部的顧問,與政學系的關系早已存在。但后來繆云臺與新政學系張群的密切關系,卻是建立在蔣介石與龍云的矛盾關系上。

　　一九二七年,龍云開始統治云南,繆云臺由富滇新銀行會辦升為農礦廳長。 繆云臺為人機智、謹慎、圓滑,又擅長英語,為他的政敵陸子安與李西平等所不及。龍云重視繆云臺,這也是原因之一。

　　繆云臺在錫務公司任工程人員時,口稱“那些人都是外行”(指當時錫務公司的負責人),實際上,繆云臺本人對冶煉大錫的技術操作也沒有多大把握。不過買辦性倒也不差,憑他在港滬之間的活動,找到了一個英國人,帶著回到云南就任農礦廳長,開辦煉錫公司,精煉九九九大錫成功,直接在倫敦開盤,免去回爐重煉與轉手運銷的過程,獲得了許多利益。

　　這個英國人在一九三七年才離開云南。一九三八年末,這個英國人在新加坡已經是馬來西亞英國錫礦的總工程師。

　　繆云臺就是借煉錫公司這件事起家的。

　　一九三四年,繆云臺改任富滇新銀行行長,才開始掌握了云南的金融大權。

　　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繆云臺憑借富滇新銀行趁機發行新鈔票,并拉上宋子文、錢新之的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二行,利用昆明后方人才薈萃的機會,和“云南全省經濟委員會”機構擴充并新建了幾個輕重工業的廠礦。同時又辦“合作事業”,把勢力擴展到農村。于是,繆系官僚資本就得到很大發展。

　　一九四五年,舊政協召開,繆云臺憑借地方勢力,借助民主同盟的支持,以無黨無派“社會賢達”的身份參加了會議。

　　但是,一九四七年國民黨撕毀政協決議時,繆云臺卻在上海《新聞報》上登了啟事,說他與民盟沒有關系。這樣他又參加了張群任院長的行政院,任政務委員。稍后,又因得馬歇爾垂青,做了美援救濟物資分配委員會的主任委員。

　　同時,云南地方官僚資本經過錯綜復雜的矛盾斗爭,繆系并吞了陸系,成立了一個“云南人民企業公司”,繆云臺任總經理。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繆云臺離開南京回云南專搞人企公司,但又活動做了立法委員。

　　一九四九年,繆云臺借口立法院在廣州集會,于這一年九月攜家眷逃到香港。 解放后,人民政府對繆云臺寬大為懷,爭取他回來,而他只是“命令”人企公司副總經理金龍章回來交代,結果金也沒有回來。繆則投奔美國去了。 一九五二年五反期間,云南的資本家交代出繆云臺離港前提走了存款三十多萬元。至此,他的“清白”假面具也被撕開了。

　　由老滇票到新滇票:

　　1932年8月1日,富滇新銀行成立,行長是李西平(李培炎)。新行成立前的籌備工作是由盧漢、繆云臺、陸子安等參加的云南省金融整理委員會籌備的。 據說,富滇新銀行的章程還是繆在個舊起草的。

　　當時富滇老票(老富滇行發行的鈔票)的信用已一落千丈。原來票面是與銀元(全國通行的本位銀幣)相聯系的,到1927年唐繼堯倒臺前,發行額達四千萬元左右。

　　而老行財產全部不過一千萬,省政府欠老行二千九百萬元。因此老滇票早已無法兌現。

　　當時鈔票換滇鑄半開銀幣的市價在1927到1931年是3抵1,到1932年是5抵1。又因半開銀元本身成色逐漸降低,與國幣的換算率相距日遠,所以最后老滇票換國幣銀元是10抵1。

　　1927年,龍云上臺后,繼續發行老滇票,發行額達到了九千萬元。因此,整理金融方案最主要就是廢棄老富滇銀行與老滇票,成立富滇新銀行與發行新滇幣,把票面聯系在當時市面流通的半開銀元上,每一元當老滇票五元使用。 老百姓對這項措施是憤慨的,認識到又是個大騙局。

　　新滇票的票面上印有“其命維新”,看起來就象“二十八年打五折”,當時流傳著到民國28年就要大打折扣的預言,后來的確如此。

　　這是反動統治的經濟規律,必然會出現的。

　　李西平任內的匯兌風波:

　　在1932年8月至1934年春,李西平任富滇新銀行行長時期,云南與上海、香港間的匯兌波動很大,滬港兩地的富滇分行對昆明總行發出的匯票不能支付,省內的金融紊亂,物價上漲。逼得李西平辭職,由繆云臺繼任。

　　繆接辦后,在1934年春天至1937年抗戰開始的這一時期里,云南的金融暫時沒有多大波動,富滇新銀行也未做更多的業務。過著風平浪靜的日子。繆借此得以從容經營煉錫公司與開辦紡織廠等,為繆系官僚資本建立了根基。 李西平被迫辭職的原因有二:

　　一,富滇新銀行成立時,股本是半開新幣二千萬元,是有物質基礎的。 據說,折成股本的有900多萬半開銀元,30多萬兩雜銀,不少的房地產等等(究竟如何作價,是否十足收到相當于兩千萬元新滇幣的實物,要查看檔案才能斷定),發行額是一千五百萬元。

　　當時半開與紙幣一起流通,無差價。可見新滇幣的信用是暫時穩定的。 舊滇幣一面流通,一面收毀,逐漸減少。新老滇幣的比率始終維持在1比5,未變動。 由此看來,李西平任內金融紊亂,其過錯不在于紙幣發行過多,問題發生在匯兌風波上。

　　二,富滇新銀行成立后直到抗戰開始,昆明與上海間的匯率徘徊在1元6至1元9間,即每國幣1元值新滇幣1元6角至1元9角。

　　波動起伏最大的是1934年,匯兌量無精確數字可查,但這一年春天,港滬款需要多,供給少,富滇新銀行已無法調節,后來匯兌量已供需平衡,匯率穩定在1元9左右。

　　可見匯率的波動與上漲還要從半開銀元與對外商品流通的環節上找原因。 首先,應考察滇滬水的物質基礎(滇港水的波動弧度據說與滇滬水變動情況相當。因外匯牽涉到金銀本位的問題,對半開實在價格的比較,只是關系復雜了些,半開所引起的匯水變化問題只要考察滇滬間的國內匯兌就行了。)

　　上海國幣在1932年雖已廢兩改元,聯系英鎊,但仍為銀本位制,推行法幣是1935年后的事。滇幣則始終聯系在半開銀幣上。滇滬水只能反映半開銀元與國幣銀元的含銀量再加鑄造搬運費的比率。

　　按照法規,國幣銀元重庫秤7錢2分,成色9成(0.72乘0.9等于0.648兩),含銀6錢4分8厘,半開原為國幣銀元的5角輔幣,兩枚當1元本位幣使用,法定成色應有八成,每元半開(二枚)應含純銀5錢7分6厘(0.72乘0.8等于0.576兩)。 這樣,國幣銀元與半開的含銀比率為1.125比1(0.648÷0.576=1.125。鑄造費,半開需要做二枚,雜質也要加倍,而銀元只需一枚,故半開的成本可能高些)。

　　依法,半開不能無限償付,只能作找補使用。但在反動統治政權下,地方軍閥借鑄造半開漁利,市面流通量越來越大,成色越來越低,惡幣驅逐良幣,云南市場成為半開的天下。

　　一九三二年,云南造幣廠接受商人委托代鑄半開,就公然約定“五成設賬”,官方由富行交鑄也明定成色五成。商人交條銀1兩,凈得半開2元,富行交鑄則交5成純銀,外加工火費。商人交白銀1兩,造幣廠鑄成半開4枚,只用7錢2分,就有2錢8分純銀多出來,除雜質代價與鑄費外,余利解交政府。

　　實際上造幣廠還有舞弊,成色有時不足4成,并有純系銅與鉛質的假半開。這種情況在1932年以前還是偷偷地進行,以后幾年變得越來越不是秘密了。照此判斷,市場上流通的半開按鑄成的年代與場所,成色雖有高有低,但到了1932年后,對國幣的換算可能達到2元以上,但實際匯兌行市,到1937年還徘徊在1.9元的限度。照半開含銀5成,國幣含銀9成計算(9÷5=1.8),比率恰是1.8元。 當時滇滬水行情在1.6-1.9元間,而后接近穩定下來,波動弧度常在10%左右。同時,以此也可解釋新滇幣的購買力相應降低,物價上漲的原因。

　　其次,應當考察云南省對外商品流通情況。

　　當時云南對外貿易表現在海關報告上的數字是以大錫出口與棉紗布匹進口為大宗的數字,但與匯兌相聯系的因素還應看到國內省際貿易的另一大宗商品-大煙。海關報告反映云南對外貿易的情況也很不完備,如滇越間經廣西到越南東興出口的大煙,滇緬間的條銀出口等,雖在走私情況下存在,但數字還是十分大的。因此一般人估計,當時云南對國外與省外的商品流通(省際的商品流通以大煙的入川、入黔等地為大宗,其次為藥材、茶葉、牛羊皮等),出入相抵,云南還是出超的省份。

　　大煙一項,不僅數量大,投機性也很大。1934年曾是大煙投機的高潮,煙商爭購大煙,陸系官僚資本興文官銀號(興文當的后身,興文銀行的前身,此時是大商人周守正做經理),又鼓勵給與抵押貸款。富滇新銀行也給予跟單押匯,這樣,一份資本可當幾份使用。商人買進大煙,抵押再抵押,投下了極大的賭注。大煙運到漢口,煙價大跌,投機煙商倒號牽連,造成恐慌。

　　押匯款按期不可周轉,使富行在滬、港的匯兌有出無入,昆明開出來的匯票無法兌現。

　　當時在上海任富滇分行經理的張庸僧曾說,他唯一的應付辦法是教債權人到法院去告他,由于匯票不是他開的,就避開了不少麻煩。

　　這場風波到李西平辭職后,繆云臺的對付方法是“不與鴉片煙打交道”,并下令禁止現金出境,防止半開外流,還扣緊了大錫出口的跟單押匯。 一年后,匯水逐步穩定下來。據在李西平手下負責管理匯兌的張相時說,李任行長時,在調動大錫押匯上受到繆系財閥的掣肘,在大煙方面受到陸系財閥的掣肘,這也是實情的一部分,說明三個系統的官僚資本鉤心斗角,各自運用本身的法寶,置人民生活于不顧。足見這次匯水波動產生的原因既不是幣制的不穩定,也不是貿易的不平衡,而是鴉片貿易的投機造成的。繆云臺掌握了出口大錫,就很容易平息風波,這就造成了繆在地方官僚資本派系斗爭中的優勢地位。

　　此后,李系官僚資本因不再牽涉官股而退出了政治舞臺。

　　繆云臺初顯身手:

　　云南在唐繼堯,龍云先后長期統治下,在政治,經濟上都形成了獨立王國。1932年到抗戰開始時的特點是財政上搜刮多,對外用兵少。在紙幣與半開3抵1時(1927-1931年),稅率增加了3倍;5抵1時(1932-1937年),增加至5倍,還用開辦特種消費稅,開放大煙,壟斷大煙運銷等辦法,大大增加了收入。 1935年紅軍長征過境,國民黨中央推行法幣實行李滋羅斯方案時,龍云一面向蔣介石要軍費,一面敷衍偽中央,答應推行法幣又遲遲不辦。偽中央軍入滇部隊帶來的法幣還由富滇新行出面代兌。對市面流通的半開銀幣一直用富行鈔票兌換。拖到1937年后,才在全省設立機構收兌白銀與半開。滇幣與國幣的換算確定為2抵1時,市面匯率仍是1.9元左右。

　　當時一般人認為,繆把換算壓低到2抵1,云南虧了。傳言向偽中央要了一筆外匯為交換條件。據有關人士知道的事實,是富行內設立了直屬省政府的外匯管理處,由陸子安的親信劉幼堂與繆的親信趙仲襄共同辦理。

　　又據趙仲襄說,這時外匯的收入都由富行來收,外匯管理處到抗戰后才撤銷,業務交由中行辦理。這樣看來,云南地方把持外匯管理,可能是當時確定2抵1比率的交換條件之一。

　　假設抗戰的形勢不能打破云南經濟獨立王國的狀態,那在掌握充足外匯與半開銀元照舊兌現的條件下,法幣又日益貶值,則新滇幣與國幣的比率也可由1.9元降下來,所以當時云南資本家與一部分敏感人士抱怨繆并非沒有理由。繆系官僚資本就在蔣介石王朝與龍云獨立王國間這樣矛盾的形勢下完弄手腳,一收一放地聚積財富。

　　這個總形勢決定了繆系官僚資本發展的根本條件,之后愈來愈多的事實都說明這條貫串始終的黑線。

　　繆云臺掌握了富行,在業務上不與商人往來,故一時存放匯兌都極清淡。于是陸系官僚資本的商業銀行與其他商業銀行紛紛建立。不過,此時繆的欲望在辦工礦企業。繆在農礦廳長任內辦了煉錫公司,壟斷了精錫,賺了百多萬港幣給龍云,龍喜出望外,對繆更信任了。

　　繆沒有農礦廳在手是極不方便的,所以在富行的地位穩固后,又成立了“云南全省經濟委員會”,還假說是和建設廳分工,建設廳管行政,經委會管事業。 1935年,繆與上海永安紗廠合作,買了5000紗錠、60臺布機,成立了云南紡織廠。 此外,繆掌握的企業還有小規模的五金工廠與昆明郊區小型抽水站等二三個單位。

　　這就是繆系官僚資本在抗戰前的大體情況。

　　試辦農貸: “

　　救濟農村”是當時響亮的騙人口號。云南省政府原有一筆1000萬元舊滇幣的救國基金,這筆錢是借“九.一八”事變后向愛國民眾勸捐得來的。負責保管這項基金的是周鐘岳、楊文清與繆云臺(這項捐款保管的機關那時稱為“云南省農工銀行基金保管委員會”。原來準備成立農工銀行,著重辦所謂農業貸款,是為了適應那時流行的一種騙人口號。但農工銀行一直未成立起來,故款子存在富行)。這筆錢的動用支配權屬于三人組成的保管委員會,周是主任委員。救國基金一直保存到1937年沒動用,足見如何運用這筆錢使他們很傷腦筋。

　　英國人甘貝爾是國民黨中央合作事業管理局由印度聘來的“專家”、“顧問”,也二三次來云南視察,用他對付殖民地農民的辦法參加過意見。CC派的壽勉成、彭師勤、湯惠蓀也來過云南,目的是具體布置他們的人事,爭奪地盤。

　　富行籌辦農村放貸,首先是準備工作干部。于是,招考了15名高中畢業生,開辦農村業務人員訓練班。

　　他們主要是:后培義、饒祺、和駿聲、李秀玉、陳金媛、席淑媛、蘇爾貞、鄭子彬、施潤霖、李宗先。

　　為要趕青苗季節,這個班訓練了3個月就派到昆明縣8個區做第一批農村放貸。這十幾個人成為后來合作金庫的骨干。合作金庫直接指揮的工作人員最多時有1000人,解放前還有480余人。

　　1937年上半年,楊克成采用了組織農民互助性質的連環信用保證的借款聯合會辦法試辦農村放款,在昆明縣境內發放了2萬元新滇幣。農民對利息輕、無實物抵押可借到資金(起初為試探純信用的可靠性還采用聯合會共同交張田契執照與農倉抵押的辦法,后來證明取消),且數額不集中在少數人身上等幾點感到滿意。 當時已表明,收回這筆款是絕對有把握的,打破了農貸不易辦的成見。繆云臺很高興,就囑咐人在秋收前把貸款擴大到環湖5縣(昆明、昆陽、晉寧、呈貢、安寧)。 “七.七”抗戰開始,龍云把救國捐1000萬舊滇幣提去買槍械。繆云臺說,以后農貸不再用救國捐,由富行自身撥資金辦理。

　　到年底,昆明縣的二萬元資金百分之百地本利很快收回,而5縣的貸款額已達新滇幣10萬元左右。

　　擴大農貨組織,再發新滇票,籌設各縣分行: 1

　　938年,富行農村業務股擴大組織為農村業務部,湯汝光任內業股主任。并繼續招生,辦第二期農村業務員訓練班,農貸地區擴大到10多個縣。 這時,國民黨中央與地方關于幣制統一的問題達成協議,法幣對新滇幣折率定為2比1,銀元不再流通,富行要負責兌白銀、銀元、半開。富行的庫存鈔票已不敷運用,而地方封建統治勢力不甘心放棄這無代價向人民掠奪白銀的機會。于是繆初步向美國訂印了500萬新滇幣,湊成發行額2000萬元的整數(此前發行額為1500萬元)。這一批鈔票是1938年秘密由滇越鐵路運進來的。到1949年12月,繆派人到臘戍接運鈔票,1941年又去一次,先后共運進5000萬元。這樣,富行發行總額達7000萬元。

　　一向業務清淡的富行此時為了兌換全省白銀,又要擴充農貸,都需要在各縣設立機構。而各地原有個舊、下關、昭通3個分行,及農貸委員會(與地方人士合組的臨時機構)或辦事處7、8個,于是有籌設各縣富滇分行的計劃。繆將籌設工作交給農村業務部,加派于百溪為副理。此時開辦了高級行員研究班、會計人員訓練班、銀行專科學校等,都由于百溪負責。1938-1942年,先后在保山、順寧、景東、芒市、開遠、宜良、玉溪、曲靖、寧洱、麗江、元謀、武定、永勝、賓川、蒙化、通海等縣區設立了分行或辦事處,并由昆明建筑工程師事務所(也是繆系投資機構)設計承包在11個縣城建蓋了洋房式行址,各地匯兌、農貸、兌換白銀等工作也辦起來了。一時于百溪等被富行的人稱為“新派”。業務展開了,該怎樣做卻產生了不同意見;人事擴大了,對分配獎金互有意見,就形成了一些矛盾。結果是另外成立“云南省合作金庫”,農村業務部與富行分了家。

　　籌設與辦理富行各縣分行,還遇到各種矛盾,舉三件事:

　　1,原計劃以富行為省銀行,各縣分行為縣銀行,構成全省的金融網。各縣分行代理縣地方金庫,并吸收市面存款、調劑農村金融。計劃擬成書面,財政廳長陸子安看后大發脾氣,根究什么人出的主意。經過繆的親信馬子靜與趙仲襄奔走解釋,說繆本人原來就沒有要縣分行代理縣金庫的意思,計劃擬出后,又未經繆的批閱。結果只好把代理縣金庫一條取消。是繆系官僚資本侵入陸系范圍所引起的反應。省合作金庫由富行分出來,各縣分行也改成縣合作金庫,目標是合作金融,與商業銀行分道揚鑣,矛盾才減輕。

　　2,1941年成立佛海分行,經理是汪精衛的表弟梁宇皋(兼任佛海縣長),農村業務部原派在佛海農貸辦事處主任后培義任副經理。梁由自設的電臺(那時繆設置了富行專用無線電設備,在外縣有佛海、麗江、昭通等處)告發后培義在兌換白銀時有舞弊,繆派視察員調查,對后有責難。后培義被撤職回省,表示不服,又控告視察員受賄。因交通不便,徹查有困難,未查清事實。但梁到佛海是龍云勾結汪的一著棋子。究竟梁排斥后有沒有政治原因,得不到事實根據。 3,1942年,日軍占領緬甸,逼進惠通橋,威脅保山。保山富行庫存100多萬元鈔票被駐軍龍奎垣劫走。龍奎垣是龍云的侄子,把鈔票搶走后,龍云完全沒打理,龍奎垣在昆明逍遙自在。

　　抗戰初期,繆借富行增加發行新滇幣5500萬元是怎樣支出去的,可作以下估計:1938年第一批新印鈔票500萬元用在收兌半開占400萬元以上,使富行的庫存半開一度增加到1600萬元,變成死寶;1941年第二及第三批新印鈔票5000萬元(這個數字在那時繆對接運人也不讓知道,2批時間相距不到1年,而每批數字各為多少就考查不到。據曾任富行總經理的張庸僧與該行營業部經理王希哲計算,第二及第三批總共是5000萬),用在擴充與新建工礦、茶葉、蠶絲、水利等事業里約占3000萬元。農貸所用資金,到1942年省合作金庫成立時已接近1000萬元,其余流動資金多數用在大錫貸款上(大錫貸款主要貸給繆系錫業公司,以用著收購市場的大錫,其性質是嚴酷的原始積累,對一般錫商的貸款僅是小額的很少數目)。 至此,繆系官僚資本的規模也隨著紙幣發行的增加而膨脹,并將勢力深入到全省農村。

　　借通貨膨脹來掠奪人民財富,原來就是一種殺人不見血的毒辣手段。 實物貸放代替貨幣貸放:1942年初,農貸已遍布全省70余縣(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幾乎未辦),數額接近法幣1000萬元,但幣值卻貶到10分之1。 于百溪在合作金庫里辦了個紡織生產合作推廣委員會,的繆同意,與“云南紡織廠”、“裕滇紡織公司”合資,利用二廠的棉紗換土布,在玉溪設立了辦事處,由朱健飛介紹陳培齋主持,在技術上統一了經紗準備過程,土布質量大有改進,賺了一筆錢,護國路云南省合作金庫也蓋起來了。這事對合作金庫是個大鼓勵。 于百溪提出實物貸放方針,就是把第二年的貸款按當地谷價折成谷物本位貸給農民(有少數地方也用資金買成稻谷后貸放稻谷的),收回時收谷物。這是1944年后的事。到解放前這項谷物本位的實物,每縣只夠貸一二個合作社了。合作金庫不得不在1946年營謀經營積谷,原因也在這里。 合作事業委員會與合作金庫:

　　從富行的農村放款到合作金庫的合作金融,不過是繆系官僚資本合作體系的一部分,還有云南全省經濟委員會所屬合作事業委員會與云南省合作事業管理處,都是繆主管。

　　早在1938年初,繆委派王武科(燕京大學畢業,是何廉的學生,也跟過章元善)為經委會秘書。王等向繆建議在經委會內設立合作事業委員會,與建設廳分工,建設廳的合作事業管理處管行政,合作事業委員會辦事業。這原來就是繆與張西林處理矛盾時的借口而早成既成事實。那時建設廳只有李國亮(中央政治學校合作系畢業)在搞合作,想成立合管處而缺少處長人選,CC派就安排了鄒枋來任處長。中央合作事業管理局還派彭師勤、胡士棋來滇視察,后來壽勉成又親自出馬。 合委會成立于1938年8月。那時由王任常務委員,黃石(國民黨中央黨校合作專業學生)任委員兼秘書,王訓練指導人員,黃多管合作社指導組織工作,分工進行,推行順利。壽約在1年后到,那時合委會工作已展開。壽對合委會很冷淡,連到訓練班講話都不肯,他只與張西林接洽后就回重慶派鄒枋來滇。接著,中央合作事業管理處直接在呈貢縣開辦合作實驗區,派萬壽康(中央政校合作系畢業)為主任,這些措施表明他們不與合委會合作的意向。那時中國農民銀行昆明分行經理蔣振揚(葉琢堂的親戚,接徐紹谷的職)原是位公子哥兒,到過官渡參觀,對事業表示興趣。 CC派這樣對待工作:他們的特點是不抓到人事就不工作,他們辦合作的目的是為培植派系的手段服務。呈貢合作實驗區辦了一二年后就自動結束了,萬后改行做了省參議員。建設廳的合管處在1942年結束,與合委會合并成立省合作事業管理處,繆任處長,鄒任副處長。

　　國民黨中央官僚資本系統在云南的農貸、合作金融方面的活動還有農本局。抗戰初期,這個機構屬于孔祥熙家族。開始他們積極劃定區域,一口氣辦了安寧、呈貢、瀘西、師宗、羅平、彌勒與平彝(后富源)7縣的合作金庫,但不久就隨農本局的結束而把7縣的業務移交農行。中行也派張天放回滇擔任昆明分行的農貸專員。張個人興趣集中在木棉方面,主要在開遠、蒙自進行,只是試驗性地辦了個安寧縣合作金庫。農行昆明分行首任經理徐紹谷最初建議辦合作新村,實際是私人收買地皮建住宅,也未與合委會發生關系。有一個時期,中國、農民、富滇三方辦了次搭配貸放。其后,中行結束了農貸業務,由農行接辦,張也轉到農行任襄理。1942年省合作金庫成立,農行接辦的縣合作金庫處的地位是不愿意參加,不參加又不好,結果經蔣振揚的努力,勉強在股本1000萬元里擔任了30萬元提倡股,把七個縣合作金庫轉移給省合作金庫輔導,分明是消極對待。 合作金庫原來是CC派發展官僚資本的王牌,早在江西“剿共”時就已用過,后來成立農行就不提了。云南籌設省級合作金庫,據鄒枋那時表示中央要成立中央合作金庫,省級不設省合作金庫,只設中央的省分庫,并說江西省合作金庫都要撤銷,云南要成立省庫,不會得到中央批準。繆則堅決要成立,不管批不批。云南省合作金庫的成立,主要是由于富行的內部分化,已勢在必行。到1946年,CC派成立了中央合作金庫(繆那時在南京也被任為理事之一),并準備在云南籌設分庫,繆表示既有云南省合作金庫,就不必成立中央分庫了。 事實證明,CC派與繆真是棋逢對手。

　　承銷食鹽、經營積谷:

　　合作社承銷食鹽是合作供銷業務的一部分。合管處處理這項工作的機構是省合作社聯合社,省聯社除承銷食鹽外,還辦有小型糖廠、土布生產合作工廠......食鹽分配是鹽務局的事,鹽管局屬于中央機關,他們把合作社作為承銷商的一部分,歷任局長都把它與商人平等看待。這時食鹽承銷在各縣一直操縱在地方權紳之手,而鹽管局則傾向于交合作社承銷(只指上級方針,直接經手處理業務的一層人所抱態度常相反)。這樣,合作社與地方當權派間在積谷問題外又加上承銷食鹽的矛盾。馬龍縣的省參議員孟朝興在報上登啟事攻擊合作金庫壟斷食鹽,請鹽務局取消合作社承銷食鹽的權利(推翻積谷改制,孟也主張最力)。 當時的馬龍縣長某,到昆明談及孟與合作金庫經理關系處得不好,并說孟在承銷食鹽上與合作金庫業務有沖突。當然,合作金庫本身也有弱點。 合作社原是經辦農貸的專業信用合作社,而此時已無農貸,也辦不起存款。隨著國民黨中央推行鄉鎮保甲制的政策,云南的合作社也在形式上改為綜合的鄉鎮保合作社,業務則以經營積谷為主要內容。由于組織形式與業務內容的改變,地方保甲長就直接來插手,合作金庫一批青年干部的品質越來越壞。如玉溪合作金庫經理官琛,原是個會計人員,后來升任縣合作金庫經理,并兼管新平、峨山的積谷,就發生了嚴重的積谷舞弊案。其他縣類似情況也不少。 合管處接管積谷,從1947-1949年共收到全省積谷240萬公石(此統計數字缺抗戰時被淪陷的騰龍區域與德欽、耿馬、寧江三縣)。到解放前,眼見全省積谷被保安隊、地方武裝紛紛提取,合管處指示各縣經手人在交出時,取具收條,以備清查。 另外,盧漢曾交給合管處以半開代購保安隊軍糧的任務,也先后辦了幾萬公石的數字。

　　1948年初,秦超人繼任合管處長職,機構改屬建設廳。在1949年共產黨地下組織領導金融界職工要求加薪的斗爭時,省合庫只存有幾千元半開,若用于加薪,就難以渡過難關,職工代表黃河清、楊家祥、施天祺、賴金喜等到人民企業公司向繆坐索了2個下午,但無結果。合庫靠積谷利息收入維持了2年多,到解放后接管時只是個空殼了。

　　十三年的合作事業:

　　1937-1949年的13年間,云南的合作事業始終以信用合作性質的合庫為中心,供銷與生產環節未起作用,且在13年間,由于無生產合作基礎,也就沒創造出新東西。1937-1946年的10年,基本是貨幣本位的合作金融,從鈔票發行開始,到貨幣貶值告終。這時主要在抗戰期間,人民抗戰情緒很高,地方官僚資本正在形成,國內階級矛盾居于次要地位,故辦理農貸順利。1,由于貨幣貶值,收回容易;2,由于對農民生產能起些幫助作用。農民們質樸地表示,從借款中得到些利益,如借時買頭小豬的錢,后用幾個雞蛋就可還清。合庫見貨幣貶值不得不改用借實還實,農民也愿意。云南合作事業用在農民頭上的錢大致值1931年法幣的1000萬元,僅占整個云南境內官僚資產階級借通貨膨脹剝削農民的極少部分,何況官僚資產階級干的是無本交易。農貸雖使部分農民受益(很大一部分是土豪劣紳受益),但其來源是全體人民受害的基礎上得到的。合庫本身也由于貨幣貶值而日益難以維持,合作社自集資金也完全失敗(有的農民老老實實辦了儲蓄,增加了股金,就吃了虧),合作金融最后不得不垮臺。1947-1949年的3年,基本是稻谷本位的合作金融,主要靠經管積谷維持到解放。這時在抗戰之后,由于國民黨進行內戰,橫征暴斂,使人民對反動統治日益不滿,加之地方官僚資本、封建地主階級猖狂,反動統治內部矛盾尖銳,且臨人民解放斗爭勝利前夕,合庫呈現出茍延殘喘的景象。 后期3年的活動,因積谷改制引起統治內部爭吵,曾達白熱化。積谷改制始于1946年,到1947年時宜良縣參議會就發動推翻積谷改制,要求“還谷于民”,說“取之于民,由民管理”,并說積谷改制是合庫“攫取全省倉政以謀合作事業之發展”,“以毫無義務之人而奪取人民利益”。他們列舉了合庫經營積谷的劣點:1,翻曬不易;2,貸放困難;3,加重負擔;4,摘果移技(意思是合庫把息谷提走了,本谷的損失沒有管著)。接著有文山、祥云、永仁、會澤、馬龍5縣響應。爭執的內容,除文山因遭災提出關于設備與貸放時間、合作社員與非社員的利益、貸放范圍與災害防備等實際問題外,都是些枝節的技術問題,目的在爭執管理權利。那時合管處的正面文章也標榜“民有、民營、民享”,并于1949年編輯了專刊,主任秘書瞿明宙起稿的一個報告,煞費苦心地粉飾合庫立場,列舉了許多改制后的成績,把它與省參議會的交涉文件公開發表。這里固然反映進步與守舊的差別,但就整體看,不過表現官僚資產階級與地主階級間的尖銳矛盾。對農民來說,改制后未解除痛苦,反而增加了痛苦。只要看矛盾爆發的起點宜良縣蓮池鄉第二保(古城)合作社的材料,就是個例子。 縣合庫報的是根據新制認為合法的,合作社所報的是沿用舊制而認為不合新法的;縣合庫的報告從法規手續看是完整的,但是虛假的,而合作社的報告是實際的。那時合管處并不跟究不合法的加2成收息問題,只追究本谷不足的原因。可見改不改制并未根本動搖積谷的人事與方法。鬧了兩年的筆墨官司,本谷少了3分之1以上,息谷多收近3分之1,農民的痛苦與損失都增加了。 省參議會于1948年底最后決議,雖不同意宜良縣參議會的要求,但在決議后拖上一句“至若因延泄沓一任各縣分庫人員營私舞弊......則即仍請交還人民自行管理”。足見省參議會仍不承認合作社是人民辦的。合作社在那時實質上也是鄉鎮保甲長把持。通過這場斗爭,反動統治階級內部矛盾暫告統一,但反動統治階級與人民間的矛盾卻發展了。

　　云南全省經濟委員會的成立:

　　云南全省經濟委員會是效仿宋子文的全國經濟委員會的樣式來的。1934年,龍云委繆接替李西平為富行行長時就把農礦廳撤銷了。繆系官僚資本雖有了集中財富的富行,卻少了個發號施令的行政權力機關。那時國民黨中央是汪精衛任行政院長,宋子文是財政部長,又是中行董事長,宋有權使用資本而無權發展資本,故還無法達到發展官僚資本的目的,于是宋要成立全國經濟委員會,在實業部外發展實業。無獨有偶,在云南繆也援例成立全省經濟委員會,在建設廳外搞建設。經委會是繆系官僚資本運用行政權力的支點,與富行是運用金融勢力的支點有同樣重要的作用。

　　云南紡織廠與裕滇紡織公司的興辦:

　　1935年經委會成立后,繆云臺首先辦了五千紗錠、六十臺布機的云南紡織廠。接著就與中國、交通二行合辦二萬紗錠的裕滇紡織公司。至此,繆與宋子文、錢新之就搭上了經濟聯系。抗戰初,宋派中行經濟研究宣傳員黃憲儒為代表,常駐昆與繆打交道,主要工作就是協助中行昆明分行經理王正芳籌辦紡紗廠。 “二廠”(指云紡與裕滇紡織公司)是繆系官僚資本在抗戰期間發財最多的企業,也是繆在經濟上明暗相通、左右逢源、得心應手的重要工具。從資金的來源、發財的手法、人事的安排及利益的分配等方面可以看出官僚資本派系間,官僚資本民族資本間,及官僚資產階級個人間的利害關系,等等。 “二廠”資金來源:“云南”廠于1935年籌備,開始時資金為20萬國幣(上海永安紗廠投資10萬元,富行投10萬元。永安屬華僑民族資本)。此廠到1938年才見利,但法幣已貶值。由于獲利,繆反臉不認人,要永安退股。理由是他決定“云南”廠由經委會獨資經營,富滇已退了股,永安也必須退。由于郭順貢獻了人力、物力,且到紗廠見利時,投資的實物本位也保持不到,遂不同意,并通過富行上海經理張庸僧代傳此意,但繆身后有龍云政權作靠背,而郭僅在上海孤島,雖經往返談判,花了1、2年時間,最后仍不得已忍痛退股。這是地方官僚資本壓迫民族資本的一例。富滇退股是繆的內部事,但營業部經理楊少泉、副理張庸僧還提出富滇“吃虧”的異議,繆以加倍資金退20萬元撥了賬。

　　“裕滇”廠在抗戰初積極籌備,很快就投入生產。資金分配比例為3、3、4,即“中國”3成,“交通”3成,經委會4成。經委會自身無資金,對“二廠”的投資都透過向富行借款的形式投入(“云南”廠的股起初是富行直接投資,后來變為富行借給經委會)經委會對“裕滇”廠的投資雖4成也要幾百萬,資金來源不外是1938-1940年富行增發的鈔票。到1942年后,富行的發行額8000萬已完全“出籠”,國民黨統治的法幣統一了,富行也無法再印發富滇鈔票。但繆的“頭寸”并不緊迫,辦法在于鈔票變棉紗,棉紗轉鈔票,其數量越來越大,使此后富行的流動資金還反過來依靠“二廠”。在“二廠”存款戶頭的分配上,“中國”與“交通”不讓富行獨占,經過談判,頭寸也按3、3、4比例分配運用。經委會的存款戶頭在富行經常保持飽滿狀態,繆系官僚資本的各項企業也經常感覺游刃有余。 經營手法:1935年創立“云南”廠時,在資金、原料、熟練勞動力精貴時,要與外來棉紗、棉布競爭,經營艱苦。繆精打細算,動了不少腦筋。他埋頭研究資料,1分1厘地計算成本。他說,同重量的棉花與同重量的棉紗,運費因棉紗占噸位(著重指體積)較大,因此棉花的運費較低,云南自設紗廠,運入棉花,運費上還有得賺。我們省里解決棉花供應問題,要反過來做,先設紗廠,再鼓勵農民種棉,棉花供應才有希望。 紗廠需要女工,農村勞動力便宜,云南使用滇幣,1元只抵上海國幣半元,工資自然很低。紗廠不要已婚婦女,認為她們勞動效率很差,故女工一結婚就要被開除,這就逼得許多女工不敢結婚。至于工人的生活福利、安全保障、醫藥衛生,自然更談不上。但繆卻時常裝做接近工人。他參加工人聚餐,與他們吃酒,工人對他還有錯覺的好感。

　　紗廠的成敗,要看原料供應。云南棉花產量太少,抗戰開始后更加不足,而裕滇廠成立后需求更大。1938年繆訪緬期間,在瓦城與茂恒商號經理王振宇定了密約(主要是對當地云南幫商人保密),繆答應由富行供給資金托茂恒代購棉花,希望解決原棉問題。(在緬甸的云南幫商人里,繆選茂恒,據當時一般人的說法,是因為王很“洋派”,投合繆的胃口。從繆經常要王替他開支私人應酬賬款及繆最后在香港向茂恒及從茂恒分化出的瑞成企業提大量存款來看,他們間勾結與賺錢的本質有關系。所謂“土”與“洋”的區別,不過是資本主義與封建主義色彩的濃度不同而已。)1938-1942年(日本占領緬甸前),緬甸進口的棉花成為“二廠”原料的主要來源。“二廠”的手法是時常保持棉紗本位還要略有增長。至于經營開始的墊本,在“二廠”來說是依靠中行、交行與富行的鈔票發行來解決。1938年幣值貶低不大,而“二廠”支付購棉墊本幾百萬元,銀行收回時還是原來的票面數額,實物價值轉到“二廠”與商號。商號里得到墊本的只有茂恒,因此茂恒商號發展了,就是茂恒的經辦人伍集成也發展了。這樣,官僚資本又運用了民族資本,與繆對待永安相反。 人事安排及利益分配:“云南”廠(云紡)的出資者是富行與永安,但技術全靠永安。永安派了朱健飛(南通紡織學校出身)參加籌備與管理。繆也在上海西門子公司找到了電機技術員金龍章(清華留美學生,云南永仁縣人),答應以特殊高薪待遇(那時是國幣200元月薪),派他與朱共同管理。他們既非廠長,又非經理,故一切由繆主持。裕滇先由中行昆明分行經理王正芳兼經理,后由吳百祥(中行副理)繼任。交行則把權責委托中行。繆在永安退股后把朱安排為裕滇總工程師。從人事分配看,朱原是永安的利益代表,永安退股后,朱卻代表繆參加裕滇。1939年云紡結算后,朱送了筆紅獎(數字不詳)到繆家,繆卻正色不收。一天,繆不在,朱趁防空躲飛機的機會,在昆郊崗頭村把這筆款交給繆的愛人。據繆的親信趙仲襄說,作為“同仁福利基金”拿去補貼合作系統同事生活的一張棉紗1000多股的提單(那時已是金元卷時代,市面有用棉紗本位支付的現象)是繆在香港向茂恒與瑞成提走的那筆港幣30多萬元的一部分。1952年“五反”后,還證明朱是伍集成企業里的大股東。都是朱為繆的代表后的作用。

　　宋子文、繆云臺合辦蠶業新村公司:

　　宋、繆合辦的企業還有葛敬中主持的“蠶業新村公司”,但辦失敗了。該公司由中行與經委會各投資半,共國幣1000萬元,時間略遲于裕滇廠。這筆錢除種植桑樹外,葛還替自己蓋了經理住宅與招待客人的賓館。二者樣式新奇,不但滇南農村沒有,就是中小城市也少有那么講究的房子。1944年蠶業新村公司已結束,這些建筑已淹沒在人高的漫草里,除這些洋房外,只有幾萬棵桑樹與一些培養蠶種的設備。這個公司開始不久,葛就計劃要把它變為云南蠶絲業基地。經營方法是雇用工人從事大規模栽養。有人認為:蠶桑業季節性大,長期雇工人而無法充分利用,產品成本一定高。歷來栽桑養蠶無論在日本與中國都是農村副業,利用農民農閑做。美曾大規模經營過,雖聘了華人幫助做出過好絲,但成本大大高過日與華的生絲,葛的辦法會失敗的。且花1000萬國幣,不是小事。繆答復說:“是宋子文要搞的嘛!橫豎出錢‘中國’一半,富滇一半,算了!”這口氣表示鈔票是印的,宋的主張才重要。

　　偽資源委員會插手云南大錫:

　　大錫是繆系官僚資本經營的另一重要方面。個舊錫務公司歷史很久,繆早年做過該公司的工程員。1927年龍云主政后,錫務公司是陶季魯(龍的昭通同鄉,任過他的秘書長)負責,繆雖被龍委任為農礦廳長,但要做大錫,也得在錫務公司外成立煉錫公司。不過后來繆還是掌握了錫務公司。掌握大錫后,繆賺錢不少,不僅有助于富行的外匯頭寸,且因在賺款項下,給龍百多萬港幣而得到龍進一步的歡心。抗戰后期,蔣介石的資委會成立了,錫也屬統制之列,這就觸動了地方官僚資本的利益。但問題很快解決了,辦法是中央與地方合辦“錫業公司”,把錫務公司與煉錫公司合并,繆兼任總經理,資金由中央、地方各半分擔,新開礦井由資委會負責。錫業公司資金往來也由中行與富行平分秋色。 資委會駐昆辦事處第一任主任袁象耕(云南石屏人,留美學生),與繆處得好,除了錫合辦外,還在馬街合辦了一萬千瓦的火力發電廠。資委會在云南還辦了中央機器廠、鋼鐵廠與煉銅廠......都得到繆的協助。蔣以資委會并從上面透過翁文灝(曾來過云南,與繆氣味相投)等把地方官僚資本與中央官僚資本連一氣,看來矛盾面小,統一面大。

　　孔祥熙在滇成立中國工業合作協會、陳果夫辦華西墾殖公司: 中央孔氏家族與陳氏家族和繆的關系比較淡,但也有些事跡。除了CC派的合作事業部分如上述外,孔的工合協會在1938年即派毛北屏為昆明辦事處主任,繆曾延聘他為合委會委員。毛去后,劉天達(1949年任過合管處秘書)繼任。工作上的聯系主要是合庫參加對工合社的貸款。陳的嫡系湯惠蓀(曾任浙江英士大學校長,地政部次長),在1939年到云南辦建水羊街華西墾殖公司,找了繆。富行農村業務部委托他在建水羊街貸放了一批農貸,對他收買人心起了些作用。他帶來的李若虛(云南蒙化人)后來做過省參議員,還任過人企公司一平浪鹽煤廠的副經理。 周子靜為繆云臺興辦電力煉鋼廠:

　　抗戰時期,昆明大后方薈萃了許多全國性的專門人才,曾為繆系官僚資本提供力量。

　　周子靜以中科院的關系來昆,在西郊設立了化學研究所。經與繆接觸后,就貢獻了他的電爐煉鋼技術,辦了電力煉鋼廠。雖然規模小,但在技術上開了頭。這個企業的資金,除周出了一小部分外,都由經委會投資。盡管經濟實效不大,但對繆系官僚資本起了裝點門面的作用。這樣既有技術又有資本的人,還有施家干,他沒被繆利用,卻為繆的政敵陸子安與商人董澄農利用了。他們合辦了大成實業公司。有一次周請客,繆去了,施也在(施與周是好朋友)。繆與施在席上互相勸酒,繆卻借故發酒瘋,施還陪笑與他坐汽車回家。在車里繆又借酒發牢騷,說施不應與不守信用的商人合作之類的話,施有些受不了,但又不好發作。隨后繆又向施道歉。周辦電爐煉鋼少不了一平浪的煤,既與繆合作,也不敢開罪陸,所以對陸系的人也要應酬。如劉幼堂是一平浪鹽煤廠經理,故周就少不了與劉私人交往。雖是些生活小節,卻反映著地方官僚資本派系間錯綜復雜的矛盾關系。 繆還與國內某些民族資本家合辦過一些企業,如云豐造紙廠與華新水泥公司等,利害關系大體統一,還可做到各得其所。象褚鳳章(褚輔成的兒子,云豐造紙廠經理)一家在昆明就生活得安定。而繆有了這份合辦企業,無異又多份政治資本。 繆系的農田水利:

　　農田水利雖在繆系官僚資本里占次要地位,但也辦過開蒙墾殖局、彌瀘水利工程處、賓川水利工程處、官渡抽水站等,其中有成有敗。以賓川水利工程處為例,按龍云的直接安排,以當地著名惡霸閻德成為處長,李少竹做副處長。賓川的地主在海塘成功后爭奪農民的土地,楊益齋與閻起了沖突,農民除了控訴無著只有忍受土地被剝奪外,對海塘毫無興趣。又以機器抽水為例,1948年昆明的雨來得過遲,繆連夜趕工,在西郊環城路西面搞部電動抽水機,并親自監督施工,表現了極大“熱情”,但卻接到當地農民申請“免予救濟”的呈文,使繆沮喪,但口氣則很憤怒。當時農民認為這些事擾民,而繆卻興致勃勃,故不免討沒趣。 龍、繆借機收買人心還有2件事:

　　1940年,昆明、個舊發生米荒,繆向越南購進約一萬噸大米,成立了“公米儲銷處”。從4月起供米到12月,算把米價暫時壓平了。但糧食問題是抗戰時最嚴重的問題,眼看糧價不會就此穩定下來,且滇越鐵路就要斷了,“公米”的需量越來越大,事情一天比一天困難,此時繆的機警、滑頭本事就施展出來了。1941年龍云要他辦“糧食調節處”,他三番兩次地說,糧食最好由民政廳兼管。但龍一定要他辦,他就勉強應付。1942年糧政局成立,民政廳長李培天(李培炎之弟)兼任局長,把陸系的楊天理與繆系的楊克成安排為副局長,聲稱要把糧政局安放在三角架上。繆心里是不同意的。

　　1944年下半年抗戰臨近結束,繆交給合庫一批印度棉紗。說是宋子文搞來的,委托他在昆明出售。要趕快處理,售得現款隨時交中央銀行。據昆明的織戶調查,在辦理征購紗布并成立分配委員時就有譜氣,故商場里知道此消息后即由棉紗業同業公會要求,借口門市需要,申請配售。經合庫召集該公會負責人楊顯成、陳子量等商量,才拿出小部分按會員戶數平分,最大的商號也只得到幾十股棉紗,但總算應付了。此是在繆收買人心上起了些作用。不久后,財政部在云南成立了紗管局的辦事處,委陳復光、王恕(青年黨人,清末護理四川總督王人文的兒子)為正副主任。據說陳因與中央紗管局尹局長有同學關系而被委任。以后幾批由印度來的棉紗于布匹,就由他們處理了。(陳與王是大理人,曾一起在配售紗布時借機舞弊,與嚴協成很熟,且嚴協成是那時省商會 ,也是當事人之一,曾引起一時注目。) 編印《云南行政紀實》、《新纂云南通志》與建蓋“志公堂”: 繆陸二系雖有矛盾,但有時為了討好龍云也會暫時合在一起,如為龍編印《云南行政紀實》與《新纂云南通志》、建蓋“志公堂”(后來盧漢改為抗戰勝利堂,解放后改名人民勝利堂)繆系的云南印刷廠(經理是陳賡雅),陸系的官印局(經理是段雄飛),都出了大力(人企公司成立后,云南印刷廠改為鼎新印刷廠,官印局也并入鼎新。)方把2部書在解放前印出來。“志公堂”是繆、陸各出一半錢。陸根記承包的工程,在包價內有筆運土費,而龍純武要把多余的土一車一車地用馬拉到小西門外去,填他的篆塘碼頭。

　　發展雖有限制,聚集仍然可觀:

　　繆系官僚資本為什么對有些應做又可做的事反而未做?如應開發煤礦,應興辦基本化學工業,但都沒辦。原因有二:1,繆凡是他的政敵做的他就不做,如李西平辦了“昆華煤鐵公司”,陸子安辦了一平浪鹽煤廠,繆就不辦煤炭了。2,繆系官僚資本的企業越來越多,經委會的組織又簡單,一切都由繆一人對外應付,幾個秘書多半只撰寫文件,怕攤子大了管不了。這個弱點大大限制了繆系官僚資本的發展。 繆一面依靠龍云的封建統治政權,憑借地方勢力,對抗蔣介石的政令,在矛盾中利用通貨膨脹,從中牟利;一方面又勾結宋子文等中央官僚資本,滋生了些經濟企業,壟斷主要商品,聚積了大量資本,形成了地方官僚資本的一個體系。他的企業單位總共有40多個,難以全部描述。

　　蔣介石、龍云間的矛盾:

　　1945年抗戰結束,蔣除積極準備內戰外,還相機對龍下手,使龍的獨立王國根本動搖,而繆系官僚資本也無機會進一步發展了。那時武裝與經濟是蔣、龍的命根子,也是他們拼命爭奪的對象。蔣與龍在對待“地方實力”上,除在軍事上用盡手段,象貓撲老鼠那樣一方攫取一方逃避,演出了戲劇性的史實外,在經濟上的爭奪也很尖銳,爭奪的對象就是云南地方官僚資本。 蔣在布署調走龍的部隊時,也布置了李宗黃回滇主政,故雖名義上把省 的職務留給盧漢,而實際上把省政府交給CC派。那時的代 兼民政廳長為李宗黃,建設廳長為隴體要,社會處長為范承樞,地政局長為楊家麟,會計處長為林南園,昆明市長為陳玉科,及后來的秘書長朱麗東,都是陳果夫一手培養的CC派。再加蔣經國“太子派”的教育廳長王政,黨務上的黃浦系陳廷璧、裴存藩、陶熔,可說陣營森嚴。但經濟上的命脈機構-全省經委會、富行、省企業局卻未發表新人事。自然,這不等于蔣與CC派不重視經濟上的“地方實力”,而是看到經濟上的“地方實力”的轉移,不似調動軍隊那么容易。不過他們事實上已有安排,那時的建設廳長隴體要就是CC派抓經濟上的“地方實力”的前哨,而朱麗東則是后備軍。 這場爭奪戰的目標是繆與陸子安。蔣的中央政府在改組省政府時,早就計劃不把他們擺入名單,等于說要他們聽候交代。對繆,CC派宣傳他做了政協委員,升到中央級了,對陸,他們攻擊他貪污,并傳言他害神經病,無法再有作為。問題在如何,用什么人取而代之。

　　龍、盧與繆顯然不愿放棄他們從勞動人民頭上剝削多年得來的財產,就千方百計地保持這份“地方實力”。龍已倒臺,只可在背后策劃,實際行動要看盧與繆了。 雙方陣營雖這樣對立,但戰斗的實踐卻說明其矛盾交錯,在中央與地方都有矛盾對立相互轉化的事實。經1945-1949年的5年多的矛盾斗爭,到解放前,出現了“云南人民企業公司”這個非驢非馬的產物。 龍、盧與繆這邊的對付辦法有二:一是怎樣擺脫貓撲老鼠的爪子;二是怎么統一2只老鼠的行動。對前者,他們借口企業是官商合辦,把大權化公為私。龍起初授意給企業局的方針就是這樣。對后者,即統一繆陸二系的矛盾,合并經委會、富行與企業局。以后盧與繆的實際行動就是這樣。 壟體要、李宗黃、朱麗東起的作用:

　　CC派的主要戰術是移花接木或釜底抽薪。壟體要做的最早(龍下臺前壟就任建設廳長)。1944年后,繆的政治欲日趨高漲,在實業界運用“工業協會”這個群眾團體還不夠,又組織了“經濟建設研究會”,企圖拉攏實業界外的經濟學者與工程技術員。隴見此,就跳出來唱對臺戲,以礦業銀行為基地,組織了“工礦聯誼會”。雙方旗鼓相當。“工協”理事長是繆,實際是朱健飛主持;“經建會”總會(后來在昆明外成立了上海、沈陽、武漢分會)的理事長也是繆,其昆明分會的理事長為梅遠謀(云大法學院長兼經濟系主任)。“工聯”理事長是隴,實際負責的是趙貫一、方崗(大成實業公司)、劉幼堂。至于那時既不入于楊又不入于墨的,以徐佩璜、孫孟剛等則兩頭都占一角,為應付開會,他們忙得不亦樂乎。隴一手用建設廳的權力,一手用這樣的群眾團體,達到對陸取而代之,對繆攻其壁壘的目的。 李宗黃掌權后,對繆的手法仍是用隴的。繆的重要幫手金龍章與朱和CC派的關系不多,是他們不易下手的一環。但后來他們通過“太子派”王政與金拉清華同學關系,搞輪東會(先只限于清華畢業生,后竟擴大到與清華無關的人)。而那時最熱心于此事的卻是陳果夫嫡系的央行經理厲德寅與貌似閑來無事的劉鐘明(中央政校畢業,也在清華讀過書,云大“整肅”案的要角秘書)。這著如在李代 的形勢下繼續發展,會發生一定效果,但盧漢做了 ,就失去了作用。 李走后來了朱,朱的工作在陸系范圍內做得比隴還成功。他先向盧要求做興文銀行的董事長,達到了目的。后為取信于陸系,不惜指揮興行職員燒了興行的賬簿卷宗。目的在使陸系的人死心踏地擁護他(據后來證實,興行內貪污多,燒賬簿卷宗是為消滅痕跡)對繆系則利用合庫總經理湯汝光(湯是朱的世侄,從小培養有素)。其手法之妙,若不是解放戰爭迫近勝利,CC派是會成功的。 公司籌建的經過:

　　1946年盧漢回滇任省 ,在李宗黃手里懸而未決的經委會、富滇新銀行與企業局的人事主管問題就提上日程了。對盧的課題雖已是繆系并陸系還是陸系并繆系的問題,但實際上他考慮的卻是拱手送蔣介石,還是他自己掌握的問題。由于傳統上“云南的”還是“中央的”這個概念很迷惑人,且他們也為維持統治倡過“滇人治滇”的口號,要拱手奉送,一來自己不愿意,二來也要遭地方觀念濃的人反對。要自己把持又內部矛盾重重。繆陸之爭不過是表現之一,分贓不勻還要引起糾紛,徒然替蔣抓取創造條件。

　　以后,一般人傳說企業局方面主張改組為官商合辦,借企業內有商股為名,把管理權轉移到商股手里,就可避免中央抓取。 后來,繆說:“中國是紅定了,云南要作自己解放自己的打算,要解放嘛,自己來解放。我們準備好云南自己解放的一套,就用不著人家來解放我們了。”

　　“人民企業公司”這個名字就是代表官僚資產階級投機取巧抵抗解放的具體反映。而后盧起義時在其發的布告里自稱解放,也在此思想基礎上出發。 盧、繆間的意見統一后,還有個難關,就是如何呈報中央批準立案,即如何取得對立面蔣一方的承認。在那時雖是手續問題,但卻關系到他們的如意算盤能否實現。這問題在繆原也想不理,也就是不辦公司的立案手續,讓它成既成事實再說。如云南省合作金庫,一直未得中央社會部、經濟部的批準,雖CC分子叫囂說中央合庫成立后要撤銷云南省級組織,但事實上不僅成立并經營了好幾年,且中央合庫還不得不與它打交道。這次問題不一樣,CC派的目標集中決不肯忽視,他們在中央與地方都可大喊大叫,說這是非法組織,使這個公司的股東大會開不成,董事長、總經理將不免流產。最現實的例子就是積谷改制問題,曾在云南省參議會引起頗大糾紛。但對合庫經管積谷,盧可用省政府名義先發制人辦了事情,不必牽涉中央,合法或非法的問題并不存在,且在省參議會吵也無多關系(對合管處的事,那時CC派還未形成黨團)。要成立這個公司,照樣做就無把握了。故公司立案問題,就要看繆的戰術了。

　　繆在1945年以無黨無派代表參加舊政協時,早就借助過民盟,而民盟支持繆都因龍云曾拉攏過民盟,其間關系密切。當抗戰時,羅隆基任西南聯大教授的同時,就在全省經委會支專門委員的干薪。后在經委會結束時,繆向人企公司常董會少數常董報告了奉龍之命撥過經費給民盟,并說這不便公開。(據說,有關文件解放前在經委會代理主任委員華秀升家里燒毀)這些算是民盟支持繆做舊政協代表的重要原因(民盟楊明曾說,龍與民盟打交道有時通過李西平,故政協代表一席,龍原是提李西平,看通不過才改提繆)1947年偽國大召開,繆在滬《新聞報》登啟事,聲明與民盟無關系。問及原因,繆道:“這是龍 要我保存經委會這盤事業,不得不敷衍蔣介石的。”龍、繆為保存“地方實力”利用了民盟,但同樣為保存“地方實力”就不要民盟了。若繆不借民盟之力做政協代表,政學系的張群(行政院長)、翁文灝(經濟部長)就不會為拉攏繆而與CC派對抗,從而在以后批準云南人民企業公司成立,這是蔣家王朝內部矛盾造成的。(關于在舊政協開會時繆對中共也有聯系而對CC卻敷衍的事,有一次,朱健飛告訴繆晚上周恩來要來看他。繆即準備借曾家巖通運公司[繆與潘光煦等合辦的企業]辦事處接待,但等了一晚,周都沒來。另一次,陳立夫要來看他,他借用陜西街永昌祥商號接待。但陳來時,繆裝病睡在床上,叫人把陳引入房內談話。)

　　繆可見重于政學系,還有美帝國主義撐腰的關系。1944年繆在昆被麥克魯聘為中將顧問。1946年1月舊政協開會時,繆找到西南聯大政治系某教授寫了一份意見書給馬歇爾。大意說中國的政局還離不開蔣做中心。繆還說,有一次晚會,馬歇爾單獨與他親密談話,認為這是馬歇爾特別看重他的表示。1947年繆參加了張群的行政院后,任美救濟物資分配委員會中方主任委員,與美方主任委員吉爾派特里克(與肯尼迪政府的國防部副部長同名,不知是不是一人)很合得來。又在合庫申請美援棉紗幾千股的一批物資時,起初美方不答應,經繆與吉直接談后也就得到了。美帝主義要找的“自由主義分子”繆是合格的,故政學系自然更看重他了。 1946年下半年,盧與繆擬定了方案后,即由省政府產生了“人民企業公司籌備委員會”當時認為中央不會批準此方案的人很多,都說CC派一定要阻撓是意料中的事。但繆卻很有把握,因那時行政院長是宋子文,經濟部長則在翁文灝與王云五新舊交替時,他們的利害關系一致。與宋的關系已如前述,與翁的關系有政學系一鼻孔出氣,與王的關系,則在舊政協會上幾個無黨派代表里,他們二人幾乎無分別地一起受蔣的支配,同時王與CC派還有矛盾。舊政協開會期間,有一次王與傅斯年等來到曾家巖繆的住處,王就大罵共產黨,說他與共也要爭“民主”。事后繆分析過無黨無派代表情況,說王、傅、錢新之等都替政府說話。這些情況都對方案的批準有利。而CC派阻撓的效果如何,則要看他們如何運用蔣的直接壓力。為此繆急忙跑了趟南京。這一趟他就以舊政協無黨無派代表的身份與背叛民盟為交換條件,換取了人企公司的批準,使人企公司籌委會得到“準予備案”。繆拿了“箭令”回來,即刻進行繆陸二系官僚資本的合并工作。 云南的CC派得悉人企公司籌委會“準予備案”后,在又驚又慌的情況下決定在省參議會發動斗爭。建設廳長隴起初說省營事業仍要保持省營狀態,后來則說既然每縣產生一個股東代表,省參議員就是各縣選的代表,不必重床架屋,應以省參議員為股東代表。盧不理隴,不久后隴即下臺。這時發揮作用的是陳廷璧(黃浦畢業生,在云南已是老黨棍,培養了不少小黨棍)。那時省黨部主任委員楊文清是東倒西歪的人,于是以陳為主由省黨部控制了省參議會的黨團。省參議會的國民黨團主要首腦方國定等代表的是隴,以他們為核心,為爭奪人企公司形成了明顯的陣營。1947年,省參議會通過了省參議員為人企公司當然代表的決議案,咨請省政府執行。那時的議長是龔自知,龔與繆是莫逆朋友,一直利害一致,只有這次龔站在黨團一邊。龔、繆二人因此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連私交也斷了。 照當時情況看,人企有可能落入CC派之手,官僚資本就要變成個特殊形態的“黨團資本”(黨團資本是在抗戰結束后CC派靠“接收”弄到手的公開作為國民黨經費來源的企業,如青島啤酒廠)。

　　省參議員里雖有部分進步人士反對決議案,但多數參議員想到自己不費事就可享受股東的權利,就投了贊成票,只有少數人反對,但阻止不了此議案的通過(省參議員里如楊青田、唐錫疇、劉淑清、馬曜、張天如、甘舜、孫天霖等都反對省參議員為當然代表)

　　殊知盧漢不理省參議會的要求,還是積極籌備人企的成立,并命令各縣推出代表。繆為要在股東大會里保持自己的地位,故對各縣產生代表很注意,曾邀華秀升、金龍章、徐純祖、楊克成商量,欲在各縣代表產生時,進行于己有利的部署。華、金、徐都在他們的原籍當選(他們在自己的縣都屬于紳士階層)但繆在昆明產生,還幾乎被國民黨競選人顧致中挫敗。另在昆明縣區,因合作事業進行較久,認為支持王順(官渡農業中學校長,在昆明縣區很有聲望,合作金庫也與他合辦過訓練合作社職員的訓練班,對繆有友好關系)為代表較有把握,卻被國民黨布置的人挫敗。可見那時在鄉鎮保甲關系上,合庫不抵地方紳士,尤其不抵國民黨與地方紳士雙重資格的人。封建地主階級未消滅,想用改良主義方法達到為人民謀福利的目的,完全是空想,所謂“民主”也是騙人。 股東大會的召開與人事安排:

　　人企的股東大會就用這簡化的手續,由各縣產生的100多名股東代表草率開成了。后來小報登了則短新聞評論,說人企“群魔亂舞”。此后繆得以在南京遙領總經理頭銜,抵住CC派的襲擊,這不可不歸結到繆在參加舊政協時拉上政學系,及后來參加了張群的行政院為政務委員等政治活動帶來的便利。 人企股東大會開成了,盧任董事長,繆任總經理,金龍章為副總經理,趙澍(任過國民黨省黨部書記長,曾為CC派,后投朱家驊)與范承樞(CC派,接替隴體要任建設廳長,與盧有親戚關系)為協理。又組織了個股務委員會,以楊克成、楊青田、徐純祖為委員。地方派系矛盾(雖處次要地位)在一場人事安排斗爭時,為求暫時統一,總算擺平了,但在彼此利欲熏心的問題上,其安排也煞費苦心。在中央與地方的矛盾上,隴、朱麗東與繆是對立的(從地方勢力的內部矛盾看也對立),這二人未被安排進公司,是繆的得意之作。但他們的愿望也滿足了一部分:隴曾提走富行百萬元左右的半開,下臺前還掙扎殘局辦了“谷昌水庫”(解放后松花壩水庫成功興修,已被淹在大水庫內,失去了作用);朱則早在一年前抓到了興文銀行,得著陸系趙汝舟送的汽車洋房,且興行董事長室經常招待客人的三五、三九煙也供應了朱一二年,使朱表現得意態滿足。對公司以下繆陸二系各企業單位的人事安排,則采用“仍歸貫”政策,如溫泉賓館經理劉淑清要辭職,繆堅持不讓她走。僅對陸系移交的一平浪鹽煤廠,則新派了經理孫天霖(曾任李西平鹽運使署科長,在省參議會支持過繆)、協理李若虛(CC派的省參議員,表示過愿為繆效力)、總稽核張天如(省參議會里贊助人企最有力的開明人士)三人分別充任。他們來歷,性格不同,繆把他們塞在一堆代替劉幼堂,使此企業出現人事極不調和的局面。另有新任富行總經理徐純祖,不僅是省參議會副議長徐繼祖的兄弟,歷屆昆明市長裴存藩、羅佩榮、陳玉科的秘書長,也是民社黨頭子張君勱竭力推薦的人。安排了一人,照應了三方面。 繆的“得意文章”還表現在人企籌備階段的人事配備上。他有意識地甩開當權派,把隱退已久的老先生們端出來裝點門面,使他的政敵無話可說。籌備委員里滿清的翰林、進士、舉人等70歲以上的占好幾個,如吳琨(石生)、周傳信(靜溪)、丁兆冠(又秋)。及他的老上司李子猷(洪綸,也隱退了20多年)。他們開會時都不大開口,李洪祥(儀廷,保送繆官費出洋的民政長,完全支持繆)說話最多。籌委會的實際工作有二組:秘書組長丁兆冠,副組長嚴繼光;接收組長吳琨,副組長楊克成。 繆陸二系的合并:

　　籌備階段的主要任務有:召開股東大會;合并接管省經委會、富行與省企業局。股東大會已召開,而“接收”組的工作實質就是統一繆陸二系的矛盾。繆的方針是圖接管順利,不引起糾紛,故接管中發生事情只要責任分明,交代得過去就算了,對業務的管理,籌委會根本不過問,繆就以此“分層負責”的辦法對付。所謂“接收”,其手續是造具移交清冊,交籌委會一份,財產由原單位負責人保管(公司成立后,個別單位人事變動就另辦手續了)。但對那時一般人注目的貪污問題也要管。 “接收”工作除吳琨是隨事采無可無不可的態度外,丁兆冠的態度是息事寧人,故對緩和繆陸間矛盾起了大作用。丁是陸子安的老師,(丁任過法政學堂校長,陸是學生)一直維護陸,且與繆也有深厚關系(丁的兒子丁伯剛任繆系富行保山分行經理,后又派到一平浪工作),故對陸系興行燒毀賬簿卷宗的事,只是笑而不言。 發放股息:

　　1948年6月人企正式成立,此時繆已到南京任行政院政務委員,雖選上總經理,但他只能遙領職務,直到1948年11月才回來。其間公司業務由金龍章負責,重要的事由金請示盧。人企在1947年度與1948年度都發了股息。(人企雖統轄40幾個單位,而控制實物最多,且可從通貨貶值中弄點油水來還主要依靠裕滇、云紡。)繆對他的“民享”口號很注意,認為一定要兌現分紅才可鞏固地位。股務委員會的主要工作是分配這項股息。分發程序由縣股東代表具領,然后轉發到鄉鎮。那時對它的用途很少考核,多數由鄉鎮支配,不可能落實到人民頭上。解放前,有些縣公然拿去購買槍枝,充實地主武裝,所謂“民享”自然是騙局,充其量不過消極地減少了對人民的部分直接攤派。

　　發展停滯,相機應變:

　　人企在1947年6月成立,到1949年9月繆離開為止,為時2年3個月;從繆1948年11月回來親自管理,到他離開也有10個月。此時公司業務已無多大發展,也可說是停滯發展。其客觀原因是國民黨發動內戰,但抗戰時也非和平環境,卻有很大發展,故也不應作為官僚資本不能發展的唯一原因。由于抗戰后,昆明大后方的大部分技術人才陸續返鄉,使繆系企業的發展遭受一定困難,故創辦新事業就不如抗戰時容易。還有,1948年,朱健飛雖曾約集了那時留昆的一些工業技術人才,如袁丕烈、連忠靜、方崗等,草擬了個發展工業的計劃,但也鼓不起繆的勇氣,一是熱心人少了,二是繆也有“持盈保泰”的意向。至于云茂紗廠的籌備,在解放前進入艱苦階段,而繆則袖手旁觀,對王振宇毫無幫助,卻不是“持盈保泰”的問題。可能那時他顧慮大,對人企的組織他既諱言官商合辦,而自1938年在緬甸與王訂立購棉合同后,雙方的私人利益又那么大,此時若再撥出大量資本投入云茂,則以后在人民政權時應如何交代,恐怕繆曾鄭重思考過。繆的自滿還表現在1949年5月他給省參議會的報告,他說:“本人想起古人說‘創業難守成亦不易’的話,本人打算再加一句‘補救更難’,以作為報告的總結。”他講了一堆人企創辦的困難,說守住半開不讓提走(事實是黃金外匯已交給蔣)的不易,補救陸系的企業(舉了一平浪鹽煤廠、礦業公司、云南紙煙廠)如何吃力,竟一句怎樣發展人企的話都未提。其最典型代表他滑頭性格的是他列舉了4個管理方針:1,注重分權而不集權;2,間接管理而不直接管理;3,在橫的方面采用單位負責制;4,在縱的方面采用分層負責制。綜合起來就是總的管理職能一樣也沒有。這表現他推卸責任。但事實證明繆是個隨心所欲處理事的人,如在經委會一樣,人企總機構向無計劃管理,又表現他的個人獨斷。 繆系官僚資本在那時一般人心里之所以還有點“進步”意味(相對于官商合辦亦官亦商的官僚資本而言),是因為它披著“全省人民共有”的地方國營的保護色,及部分地帶有反動的改良主義色彩,其實質完全是為龍云、盧漢的封建統治服務,也為帝國主義掠奪中國人民服務。

　　繆系地方官僚資本與帝國主義的關系:

　　抗戰前,龍云向法國人訂購槍的事是通過繆與法商龍東公司接洽的;繆借助英國人才煉錫成功,且精錫還運銷倫敦;及向英美訂購機器(電機、紡紗機)等,都說明繆與各帝國主義早已有關系,故繆具有濃厚的買辦性。抗戰時,法帝國主義在云南威風不了了,英帝國主義在歐洲自顧不暇,美帝國主義還無直接插足投資云南的意向,故活動少。但抗戰后,卻有幾件值得注意的事: 1945年下半年,英國保守黨內閣副首相克利浦斯路過昆,繆為他舉行了次雞尾酒會,參加的有大學教授與實業界人士。克有興趣于農民辦合作社一類的事,要聽聽做法。事情過了2年多,1948年9月,英總領事陸元姻要求參觀合作社。他到了官渡、呈貢、玉溪,特別看了水利與手工業織布,陸表示要把參觀的觀感報告給英國大使館。英帝國主義為了保住在華利益,希望中國走改良主義道路,企圖阻擋人民革命的巨浪。后來解放戰爭勝利,英駐滇總領事館即結束。 1949年初,頤中(英美煙公司的后身,是美帝在華壟斷香煙的企業)的總經理來了,人企與他們訂了合同,約定在云南制造三五、三九高級煙,這樣云南造的那些香煙牌子將站不住腳。合同包括:煙葉歸頤中獨家收買;除制造頤中的高級煙牌子外,人企不制造其它牌子;所得利潤雙方各一半。這是頤中壟斷云南煙葉的企圖。解放前,頤中復烤設備已運到云南,并積極籌備設廠。此引狼入室的措施,若非解放勝利,合同的后果不勘設想。

　　解放前,陳納德民航隊的飛機曾把個舊的錫礦砂大量地運到香港。據傳,美國人不要精錫而要礦砂的原因:礦砂內含有稀有金屬,在個舊無法提煉;礦砂運到美國后可直接提煉最高度精錫,品質更高,成本較低;利用回空飛機運費便宜。而官僚資產階級,如金龍章(此事在中央是通過資源委員會,在滇則主要通過金與陳打交道)是十足買辦氣的人,如繆此時只有盡量討好美帝,不惜犧牲國家利益以達到個人升官發財的目的......永昌祥還搶運錫到香港爭先發財,難怪美帝可如此得心應手。至于從國家利益出發,建立自己的提煉設備,而不以替美國資本家提供原料為滿足,在那時希望官僚資產階級有如此打算是不可能的。 繆系官僚資本的發展,探索其根源可追溯到辛亥革命后老富滇銀行的成立,算來有三、四十年掠奪人民財富的長遠歷史,但主要還是在抗戰時運用地方與中央統治勢力的矛盾發展起來的,這突出體現在富滇新銀行的鈔票發行權上。繆云臺在給省參議會的報告里說:“40余個單位的資產總合,尚不抵一‘國營’事業機構。”是的以規模不及四大家族一個單位,但來源卻主要依靠統治政權發行鈔票并壟斷商品得來的,與中央官僚資本的發展并無二致,而與民族工商業的發展就不同了。這種“國營”,實質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人民企業公司”雖變了花樣,把“省營”變為“全省人民所有”,名義上好像變得更“民有”了,實際是地主階級資產階級所有,地主階級資產階級的代表管理,地主階級資產階級的上層享受,上述史實可作證。 中國人民的第三個敵人-官僚資本主義,在國民黨統治下形成了。云南繆系地方官僚資本在龍云封建王國的土壤里發育成長,是在與帝國主義勾結,并共同壓榨全省勞動人民的血汗,從而積聚了大量的財產形成的。是國家壟斷性質的官僚資本,也是中國整個官僚資本的一個組成部分。 1949年9、10月間,繆云臺、金龍章相繼跑到香港,12月盧漢起義,云南宣告解放。至此,云南繆系地方官僚資本,也隨著繆的逃亡與云南的解放而壽終正寢。